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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赫鲁最大的失策——中印边界风云（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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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怎么也不会想到，1962年竟然是他人生、事业的顶点，再过两年，他的人生道路就走向终点，而在此之前，他还是印度的独立之父、铁腕总理，在国内享受人们的爱戴，作为不结盟运动和“潘查希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起者或缔造者之一，他又以公正、和平、无私的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经常在世界各冲突地区作为仲裁人奔走，而这一切到1962年都成了历史。无论是他的声望还是对国际社会及印度政坛的影响在1962年都一落千丈。就是他的身体，也在走下坡路，他的背驼了，走路时也摇摇晃晃。那个精神抖擞、充满朝气的尼赫鲁不存在了。他的国防部长梅农曾这么形容过他：“他垮了，沮丧不堪，因为他耗尽一生精力建立起来的一切，都完蛋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故？尼赫鲁明白，印度人明白，局外人也明白，那是因为1962年印度和中国之间发生了一次边界战争，印度军队在这场战争中被打垮了，尼赫鲁的一切也就随之完结了。
尼赫鲁也许会想起他曾“厚待”过的中国人，那个诚恳、善良、大度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周曾给过他很多次机会，但他都错过了；也许他会想起他的前任陆军参谋长蒂迈雅，蒂迈雅曾提醒过他，不要试图去激怒中国，但他拒绝了；也许他还会想起英国人，那个该死的英国殖民政府及其在印度的代表麦克马洪，如果不是他随手在地图上划出一条麦克马洪线，也许他就不会挑起这场边界战争；也许他还会想起他的印度子民，如果不是他们狂热的扩张主义情绪，他也许不会被舆论牵着鼻子走，最终走上这条不归路。也许……也许……，如果还有那么多也许的话。
殖民主义的遗产
中印边界全长2000公里，分为三段，三段都有领土争议，但争论最激烈的还是东西两段，其中，东段是英国殖民政府留给中、印两国人民的“遗产”，而西段则是尼赫鲁政府继承英印政府的殖民主义政策而制造出来的。
19世纪末，英国加紧侵略西藏。1886至1888年，英国第一次进攻西藏，由于清政府的无能，西藏地方势力较弱，英国提出缔结条约，确定印藏通路和边境通商。1890年和1893年，英国两次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中英藏印条约》和《
中英藏印续约》，正式进入西藏。1903年，英国印度总督寇松第二次派兵进攻西藏，1904年，拉萨失陷，清政府驻藏大臣被迫与侵略者订立城下之盟，这就是1904年《印藏条约》，这个条约严重损害中国主权，清政府电令驻藏大臣不得在条约上签字，同时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但交涉没有结果，西藏逐步沦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殖民政府在西藏扶植亲英派，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
1914年，中国政府认为西藏的局势已经非常危急，提议在伦敦召开西藏问题会议。由于英国殖民势力已经控制了西藏地方政权，英国要求西藏政府也派代表与会，地点后来定在印度的西姆拉，这就是所谓的中英藏会议。英方代表是亨利·麦克马洪。此人认为创造和标定边界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门艺术，手杖一挥，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多少种奇迹！他正是以这种态度出席了西姆拉会议，并大手一挥，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划出一条边界线。这条边界线把中国一块面积大约 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印度。会上，英国要求中国承认将西藏分成内藏和外藏，中国在外藏将不再享有任何行政权力，实际上外藏将从中国分裂出去。这个举动遭到中国代表陈贻范的反对，但在英国的外交和军事高压下，陈贻范还是在麦克马洪拟定的条约和地图上草签了字。但是，草签和正式签字在国际法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不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这种草签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这一点，陈贻范清楚，麦克马洪也清楚。果然，中国政府在获悉条约的内容后，立即予以否认，并严厉训斥了陈贻范擅作主张、屈从英国压力的行为。麦克马洪注意到，自此之后，陈贻范的信心就动摇了，麦克马洪被迫在这个已经草签的条约草案上进行修改。如果说陈贻范的草签本来就不具备法律效力的话，那么，经麦克马洪修改后的条约草案就更加一钱不值。但是，后来印度政府就是根据这个一钱不值的条约草案，向中国政府提出领土要求的。
麦克马洪这时已经非常清楚，不管他如何施加压力，陈贻范是再也不敢越权行事了。西姆拉会议只得草草收场。伦敦指示，如果中国政府不在条约上签字，就不要同西藏签订双边条约。但发电报时，英国外交部没有一个能签发电报的官员留在外交部值班，结果麦克马洪并没有及时收到这份电报。在这种情况下，麦克马洪就同西藏代表签订了一个条约，声称这个条约对英藏双方都有约束力。签字的时候，他们有意支开了陈贻范。这个偷偷摸摸的举动使英国人自己对这个条约的有效性也产生了怀疑，以致条约长期没有公开。西姆拉会议就这样草草收场了。三方会议最后变成只有两个参加者，公开的三人签字的条约变成只有两个人签字的秘密宣言，另加一份一钱不值的、在签字后又被修改过的地图草案。即使是戴上有色眼睛的法学家也不能承认这些草案、条约、地图具备法律效力。这一点连这出闹剧的导演英国政府本身也不得不承认：西姆拉会议没有产生出中国政府作为缔约一方的任何协定。对此，这出戏的前台主演麦克马洪线也毫不讳言：“在我离开印度前，没有能够使中国政府在三边协定上正式签字，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由于西藏并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因此，它与英方的签字就不可能产生任何法律效力，麦克马洪承认：“事实上去年在西姆拉举行的谈判失败了。”
麦克马洪线在法律上是非法的，在划界的原则上也是很随意的。它不符合任何一条划界原则。印度政府后来声称麦克马洪线符合分水岭原则，但是，分水岭原则仅仅是划界中考虑的一个原则，种族、文化原则比起分水岭原则更具重要性，更何况麦克马洪线并不是按分水岭原则划分的。它切断了和阗河水系和雅鲁藏布江水系，从地理上讲，这个地区的南北坡度不大，易于通行，是连接中国新疆和西藏的唯一通道，但再往西行却是高耸入云的喀喇昆仑山脉，极难通行，这一点连印度政府自己也不否认。
正是由于麦克马洪线的非法性，使得这个边界线的炮制者也不敢承认它的存在。1929年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肯定中国代表没有在条约上正式签字。此后20年中，英国《泰晤士报》出版的地图集也没有标出麦克马洪线，中印边界仍然沿着喜马拉雅山南麓走，这同中国的主张完全一致。只是到1935年，英印政府才提出，要在《艾奇逊条约集》里面收入《西姆拉条约》，在《泰晤士世界地图集》里画出麦克马洪线的位置。为了不引人注目，英国政府还不惜弄虚作假，新版《艾奇逊条约集》第十四卷实际上出版于1937年，却冒充是1929年的版本，而将初版全部收回销毁，英国政府以为这样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西姆拉条约》自它产生之日起就是有效的，但幸运的是，初版《艾奇逊条约集》有一本还存于哈佛大学图书馆。英国政府作伪证的罪行昭然于天下。
也就在1937年，印度测量局开始在地图上标出麦克马洪线，但它并不敢将麦克马洪线作为正式边界，而是注上“未经标界”，但1938年测量局发行的一张西藏地图仍然标明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南的达旺属于西藏，1946年出版的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仍然标明印度的边界是沿着喜马拉雅山南麓走的。
英印政府知道这种在书本上偷偷摸摸做手脚的行为并不光彩，也不具备法律效力，根本否认不了西藏地方政府对达旺长期行使行政权力这个事实。英印政府决定，对达旺地区进行考察，并向居民征收赋税，但当印度巡逻队到达达旺时，西藏地方政府立即向英方提出抗议，要求英方人员撤走。但是，英国殖民者还是逐步用武力赶走了西藏地方当局的管理机构，在达旺等地建立了哨所。
1947年 8月14日午夜，印度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宣布独立。尼赫鲁政府继承了英国殖民政权留下来的遗产，包括大英帝国的殖民政策和扩张政策。对此，贡纳尔·米达尔评论道：“每一个新生的政权最初的、几乎是本能的反应，就是紧紧保住遗留给它的那份领土。凡是殖民国家曾经统治过的地方，新兴的国家就一定要统治。”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印度一独立，就接管了英印殖民当局对不丹、锡金的统治，其控制之严密，连英印殖民当局也自愧不如。印度仍然凌驾于尼泊尔之上，并且继承了英国殖民政府在西藏的“权益”，英国驻拉萨代表机构摇身一变，成了印度代表机构。
这个转变几乎看不出来，所有人马原班保留，唯一的变化就是换了一面国旗。当中国政府进军西藏后，印度政府立即作出强烈反应，新德里向中国政府提出一项措辞严厉的抗议，对西藏遭到“入侵”和中国“用武力”解决西藏问题表示“遗憾”。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行使主权，印度政府何“憾”之有？至于那条麦克马洪线，也不再羞羞答答，而是昂首走上前台，成为印度的新“国界”。
如果印度的要求仅止于麦克马洪线，那也还罢了。因为中国政府已经表示，尽管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是殖民主义留下来的问题，但中国政府仍准备在平等协商的前提下，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共同解决边界问题。但尼赫鲁政权却认为，中印边界已由麦克马洪线划定，中印之间不存在边界问题，无需谈判。1950年11月，在回答议会质询时，尼赫鲁称：“我们的地图表明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边界，不管地图不地图，这就是我们的边界。这个事实没有变。我们坚持这条边界，我们决不让任何人越过这条边界。”尽管他承认，只有从不丹向东的边境是由麦克马洪线划定的，中印边界的其他地段并未划定，但他还是武断地将印度的麦克马洪线问题上的僵硬立场扩大到中印边界全线。这样，就产生了中印边界西段问题。
中印边界西段同东段的情况完全不同。姑且不论麦克马洪线的非法性，它毕竟是一条在图上画出来的边界线，而在西段，则完全没有这种边界线，只有一条习惯线。习惯线以北历来由中国政府管辖，印度只是到1957年从一份中国画报上看到中国修筑了新藏公路，才于1958年 9月向阿克赛钦地区派出了第一支侦察队，对这一地区进行侦察，但随即被中国政府“递解”出境。1958年10月18日，印度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声称新藏公路通过的土地“若干世纪以来就是印度拉达克地区的一部分”，并说这个地区同“印度两千多年的文化和传统有联系，而且已经成为印度生活和思想的密切的一部分”；但是，印度政府却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尼赫鲁 9月10日在印度联邦议院的讲话中还说，这个地区“一直没有受到任何的统辖”，“究竟拉达克地区的哪一部分属于我们，哪一部分属于别人，这是一件可以争论的事。这件事决不是一清二楚的。……我不能对一桩不但在今天，而且在一百年以来都存在争议的事情随意采取行动”，但几天之后，尼赫鲁在写给周恩来的信中却说，他所主张的西段边界，如同麦克马洪线一样，“历来是印度的历史疆界”。这一点中国政府自然不能同意。
关于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中国的态度很明确，即中印之间的边界未经划定。历史上，中国中央政府和印度政府之间从未订立过有关中印边界的任何条约或协定，至于说被印度政府视为有国际法效力的“国际协定”——《西姆拉条约》以及麦克马洪线，那是英印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背着中国政府干的，中国政府没有在条约上签字，也从来没有承认条约的有效性，因此，不能作为中印边界的协定，但考虑到各种复杂原因，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对麦克马洪线采取现实的态度。中国政府希望能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边界问题的存在不应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双方应该暂时保持边界的现状。而印度政府则坚持认为，中印之间不存在边界问题，麦克马洪线已经划定了中印边界，对麦克马洪线不容谈判，推而广之，对边界的任何地段都不能进行谈判，因为一旦谈判就可能涉及麦克马洪线。但是，一味拒绝谈判会不得人心，尼赫鲁政府就为谈判规定了一个先决条约：中国应该先承认麦克马洪线，同时接受印度声称的西段边界线，在这个基础上，两国可以就一些枝节问题进行谈判。这是不可能为中国政府所接受的。印度政府这种强硬的立场一开始就关死了谈判的大门，使中印双方都失去了选择的权力，最终导致战争的爆发。
随心所欲的变动
由于麦克马洪线只是在地图上标出一大致的走向，而从未在实地上标过，因此，为了证明自己对这条线以南地区拥有主权，印度政府决定立即在实地标界。按理说，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勘定必须由两国联合进行；但印度政府意识到，如果与中国政府联合勘界，将不可避免地进行谈判，而麦克马洪线不容谈判是印度的既定方针，因此，印度准备单枪匹马地进行勘界。麦克马洪线本身就是非法的，印度政府还要在此基础上独立勘界，其边界的合法性就不能不让人们怀疑了。更有甚者，为了方便印度建立哨所，印方在勘界时还随意更动麦克马洪线，把麦克马洪都没敢划入印度的兼则马尼、郎久等地划入印度，如马及墩附近的边界线，麦克马洪线在马及墩南侧 2英里处，而印度勘界人员经过实地考察后认为，如果把麦克马洪线调整到紧靠马及墩的南侧，对印度建立哨所更为方便，于是他们就把麦克马洪线向北推移 2英里。尼赫鲁后来在人民院承认，“虽然麦克马洪线大体上是固定的，但在某些地区……我们认为这条线划得并不好，随后我们，也就是印度政府，就把它作了变动。”如果麦克马洪线对面是一块无主之地，那么印度如此划界我们并无意见，但麦克马洪线对面是亚洲最大的一个国家——中国。尼赫鲁在讲这番话时根本没有意识到中国政府的存在，这一点，恐怕英印政府也做不出来，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政府都做不出来。尼赫鲁争辩说，这只不过是根据实际的地形“来体现这个地区的条约附图”，是符合国际惯例的。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单方面勘界是不符合国际惯例的，不同邻国商量、任意更动边界线更是不符合国际惯例。
作为印度独立之父，尼赫鲁在印度享有崇高的声望，他所到之处，总会出现万民簇拥的场面。在印度人民院，尼赫鲁的国大党也占有绝对多数。在这种情况下，驾驭议会的就不是议长，而是尼赫鲁。每当议会出现喧哗，议长无法控制局面时，只要尼赫鲁尖厉的声音一起，秩序就会恢复。但是，尼赫复并不能完全控制议会，即使在国大党内部，也有尼赫鲁的反对势力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尼赫鲁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控制议会而经常受到议员的掣肘。此外，尼赫鲁还有一个弱点，如果碰到一个比他更强硬的对手，他就会对局势失去控制。如公众舆论，如果他认为公众舆论过于强烈，他就会屈从于公众舆论，而不管它正确与否。更糟糕的是，一旦他转到自己立场的反面，他甚至会比其他人走得更远，在处理印度对华关系问题上，他的弱点暴露无遗。
尼赫鲁本人对中国人民怀有友谊。他和他女儿英·甘地曾经访问过中国，目睹过中国的建设成就，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他对新中国的成就推崇备至，回国之后，三句话不离“伟大的中国”。万隆会议更是他人生事业的一个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他和中国总理周恩来共同倡导了被称为“潘查希拉”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尼赫鲁因此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誉，并成为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因此，当印度国内出现反华浪潮时，尼赫鲁刚开始还能控制局面，他告诫人们，中国和印度应该做朋友，应该合作，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印两国虽然制度不同，但不要相互仇视，这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但是，当具体到两国之间存在的边界纠纷时，尼赫鲁就没有那么冷静了。
他认为，如果仅为了一块荒无人烟的土地而发生一场战争，那是荒唐的。但是，“当事情涉及到国家的威信和尊严时，那就不是两英里的领土了，这里牵涉到国家的尊严和自尊心。”他认为，中国不承认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伤害了印度的自尊心，但他没有意识到，麦克马洪线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是旧中国耻辱的一页，推翻三座大山的中国人民是绝对不会接受的，因为这里面也涉及中国的尊严和自尊。如果两国政府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通过谈判和平协商，这些争端是可能解决的。可惜，尼赫鲁采取的是另外一种作法。他认为，如果印度在边界问题上听取中国的意见，就是印度软弱的表现。他说：“如果你是软弱的，如果你被认为是一个软弱的国家，就不会有自然的友谊。在弱者和强者之间，在企图欺侮别人的国家和甘愿受欺的国家之间，不可能存在友谊。”他认为：中国所以在边界问题上不肯让步，就是要“让我们懂得自己是老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边界冲突“扰乱了我们内心的信念，伤害了我们的自豪感、我们民族的自尊心”。他感到中国对印度在世界上的地位没有给予应有的尊重，而“印度并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国家，即使它讲话的语气可能比较温和”。“自从印度独立以来，在最近几年里，在世界性的会议上，印度的声音如此受到重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也许对此感到自负——我承认我们有可以自负的地方。”
尼赫鲁斯言是一种典型的弱者心态的表露。
尼赫鲁断言，中国的领土要求是印度或几乎任何一个印度人都不可能接受的，不管其后果如何。这样，每一个印度人都很难对他的政策持否定态度，因为这涉及到印度的自尊，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与政府唱对台戏，那将成为全印度的罪人。同样，这种表态也把尼赫鲁自己的退路堵死了，他不能改变自己的政策，否则将在民众面前失去威信，这样，尼赫鲁实际上把自己推向了自己政策的反面。印度军队奉命尽力向前推进，首先侵占了郎久，而后再推进到马及墩南侧，1959年 8月25日，中印之间发生了第一次边界冲突。冲突发生后，尼赫鲁尚能冷静地处理此事，认为郎久的所有权可能有两种看法。但尼赫鲁的态度在印度遭到猛烈的抨击。一些报纸指责尼赫鲁的领导“姑息养奸”，使印度的领土越丢越多。人民同盟则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政府立即行动起来，赶走中国人，还有的要求印度放弃不结盟政策，加入反对中国的军事集团。为了回击反对派对他的攻击，尼赫鲁决定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他声称：“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保卫祖国。我并不害怕人家来进攻我们，踩到我们身上。……我们强大到足以应付任何挑战。”几天之后，他又向印度各主要驻外使节发出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尼赫鲁声称中国从来没有自愿交出过任何领土或放弃过任何领土要求，通过合理协商解决争端的可能性不大。11月，他在议会多次谈到了边界战争，向议员们保证，印度军队已经作好准备。这就不可避免地在人们心中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为边境而同中国发生一场战争是可能的，而如果战争爆发，印度可以取胜。他还向印度议员保证，他将立即向议会公开印度和中国之间来往的外交文件，从而把处理外交事务的大权向议会拱手相让。当然，把边界战争的责任归罪于印度议会是不公正的，实际上，尼赫鲁在最初制定对华政策时并没有受到议会的牵制，议会并没有强迫他做他不愿做的事情，反而是尼赫鲁利用了公众情绪来推动他的对华政策，如同一部汽车的控制装置已经按尼赫鲁的心意装配完毕，尼赫鲁并没有试图去改变汽车行驶的方向。
唇枪舌剑的外交战
1959年10月空喀山口冲突后，中印双方开始了一场以外交换文为主的唇枪舌剑的外交战。双方立场相距甚远。尽管中国政府一再表示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边界争端，但尼赫鲁坚持只能会晤、不能谈判的立场，从而为边界争端的和平解决关死了大门。
11月 7日，周恩来致信尼赫鲁，提议为避免冲突，两国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停止巡逻，开始边界谈判。考虑到尼赫鲁正在为世界和平奔走，尼赫鲁本人也一直主张解决国际争端要通过和平途径，中国政府认为这个建议是可以接受的。当时世界各国(印度除外)都认为印度会接受中国的建议，但实际上，早在周恩来的建议提出之前，尼赫鲁就下定决心，坚决不进行谈判。但是，如果公然拒绝谈判，则会在世人面前暴露出尼赫鲁政府的真实面目，这对印度作为国际冲突仲裁人的形象不利。因此，尼赫鲁绞尽脑汁，玩弄字眼，做起了文字游戏。
中国政府建议，双方应该维持边界现状，即目前（提出建议时的1959年11月 7日）存在的状况。具体地说，就是东线以麦克马洪线为界，西线以阿克赛钦为界。印度也同意“维持边界现状”，但他们的现状却是指“中国进入阿克赛钦以前的状况”，也即中国修建新藏公路前的状况。根据这个建议，中国将不得不退出阿克赛钦，面积约 2万平方英里，新藏公路将不复存在；而印度在西段只需要退出一个哨所，方圆50平方英里，而在东线将占有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全部地区，这很明显是不可能为中国所接受的。此外，尼赫鲁也拒绝了周恩来进行谈判的建议，他说：“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就构成本国领土这样大块地区的前途进行讨论。”他甚至提出，即使是讨论边界走向，也必须以中国从西段单方面撤退为前提。
尼赫鲁的反建议受到印度政治评论家的广泛欢迎。他们认为这个反建议“合情合理”，给中国提供了“撤除侵略而又适当保持体面的机会”，但反对派觉得尼赫鲁的胃口还是不大，指责政府急于同中国谈判，“为了报答中国从本来就是印度的地方撤出”，这等于“鼓励侵略”。他们认为，即使中国完全接受印度的建议，也不意味着印度对边界问题的主张可以谈判，“只要中国人还停留在印度的领土上，就不可能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这个主张同尼赫鲁的主张实际上并无二致，尼赫鲁哭笑不得，只好一遍又一遍向人们解释，在他的辞典里，“谈判”和“会谈”有根本区别。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尼赫鲁玩弄辞藻的手法。
他说：“谈判和会谈是有区别的，这里有天壤之别。……只要有可能，就要经常鼓励会谈。谈判是非常正式的事情，需要一个非常合适的背景；这样的背景不具备时，便不应该举行谈判……会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会谈也许得不到什么结果，也许能够有收获；但不管怎样，它总是有助于了解和探明别人的想法。”“谈判”一词按辞典的解释是“为了取得协议而举行的会谈”，而尼赫鲁则认为是“为了说服对方同意印度的立场是正确的而进行的讨论”。这两种涵义的区别无疑是巨大的，但实际上只有尼赫鲁自己理解，包括印度人自己在相当长时间内都不理解，以至于对他进行攻击，受了这种委屈，尼赫鲁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咽，而中国及其他各国政府，则注定无法理解尼赫鲁的立场。
根据他自己的解释，尼赫鲁一面重新肯定他坚决主张谈判的立场，一面又重申印度的边界不容谈判。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没有理解尼赫鲁真实含义的记者穷追不舍，终于弄清了尼赫鲁的真实含义。他问：“印度的立场是否仍然是我们的边界不容谈判？”尼赫鲁回答：“那是我们的立场。同时，天下没有什么不可以谈判的东西。”他立即意识到自己的辞典出现了混乱，马上补上一句：“这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可是对于边界这件事不存在谈判或讨价还价的问题。不过，通过信件和会谈来处理边界事件，却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不能拒绝同另一个国家会谈。”很明显，他的意思是，边界问题可以会谈，通过会谈探明中国的意图，但边界问题不容谈判，中国政府必须接受印度的边界主张。这就是他的真实想法。但是，尼赫鲁的想法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结果，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印度是主张谈判的，而中国是不妥协的。
12月17日，周恩来再次致信尼赫鲁，信中对尼赫鲁提出的双方撤退到对方主张线的后面的建议进行了驳斥。周恩来指出，把西段边界特殊化是没有理由的，这段边界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同中印边界的其他地段一样，是很清楚的。印度的方案对不明真相的人来说，似乎是平等的，其实是很不公平的。按照印度的方案，印度的后撤只是理论上的，而中国则需撤出3.3万多平方公里，而这一地区对于中国具有重大意义，是联系西藏和新疆的交通命脉。周恩来反问道：如果印度政府仍然坚持己见，是否准备把同样的原则实施于东段边界？在那种情况下，中国将同样从麦克马洪线作理论上的后撤，因为中国事实上已经处于麦克马洪线的后面了，而印度则应该撤出它的所谓东北边境特区，回到中国主张线以南。周恩来建议在12月26日举行高级会谈，就原则性问题达成协议，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指导，双方对于边界问题的具体讨论，就有陷入无休止的、无结果的争论之中的危险。如果尼赫鲁觉得准备时间不够，印度可以另提时间，地点可以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因为“中国没有仇视中印友好的活动”，如果印度觉得在中国会谈不方便，那么只要缅甸同意，也可以定在仰光。但尼赫鲁粗暴地、冷淡地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外交斗争陷入僵局。
1959年12月26日，中国外交部再次向印度政府发出备忘录，建议两国总理举行高级会谈，为双方今后的讨论和拟定解决问题的方案提供指导和基础。备忘录表示，中国为了答复不公正的指责，不得不进行若干争论，但是中国政府的意愿和目的不是争论，而是争论的结果，备忘录最后重申中国政府的愿望：停止争吵，迅速地使边界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巩固和发展两国人民在共同事业中的伟大友谊。
印度政府觉得，再拒绝中国的建议将使印度在外交上被动。因此，1960年1月底，印度政府决定邀请周恩来访问印度，与尼赫鲁一道“探索可能导致和平解决的各种途径”。印度舆论大哗。反对党议员提出紧急动议，要求讨论政府“突然地、毫无理由地”改变政策的问题，米努·马萨尼把邀请说成是“国家的耻辱”，克里帕拉尼甚至说印度“被本届政府的领导人出卖了……我们的名誉掌握在这批不名誉的人手里是不安全的”。尼赫鲁不得不再次卖弄他的语言学知识，会晤不是谈判，但这种解释连印度人自己也不相信，以至于印度议会占用了大量时间讨论会晤与谈判的区别。最后，反对党决定在周恩来访问印度期间组织“不投降周”，在新德里和其他一些城市进行示威游行，让中国代表团觉得呆不下去。最后，尼赫鲁使反对党同意“不投降周”搞到周恩来访印前一天结束，并答应不为周恩来举办例行的群众欢迎集会。在中国代表团抵印前两天，人民同盟纠合几千人以摩托车队为先导到总理官邸示威，游行者打出“侵略者滚出印度去”、“决不放弃印度领土”和“打倒中国帝国主义”的标语。印度的民族虚荣心再度作祟，谈判成功将被视为印度丢脸的失败，只有谈判失败才是印度的成功。一家小报的社论写道：如果会谈取得成功，“在亚洲小国的心目中，将会提高中国的力量和威信，而印度的行动将被认为是默认和屈从于中国的态度”；如果会谈失败，“印度将被指责为不讲道理，但宁可暂时被视为不讲道理，总比被视为软弱怯懦要好一些”。印度的政治舆论是希望政府不要谋求解决，只有极少数人持不同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的访问凶多吉少，注定不会有多少效果。
4月19日，中国代表团抵达新德里，冷冷清清的欢迎场面令人寒心，与周恩来前几次访印形成鲜明的对照。除了外交使团外，就是几个板着面孔的主人。为了表示印度的欢迎仪式是冷淡的，尼赫鲁有意准备了用印地文拟就的讲话稿。周恩来仍然表示，中国代表团是抱着解决问题的诚意而来的，对印方的冷淡并不介意。
在 6天的会谈中，两国总理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实际上是把过去讲过的话再重复一遍。为了向中国代表团施加压力，印度政府有意安排中国客人与各个内阁成员晤谈，大家按统一的口径向中国表达了印度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会谈中，周恩来再次表示，尽管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不公正的，但考虑到中国和印度人民之间的友谊，中国政府仍然愿意接受，但必须根据有取有予的原则，即印度在西段作出同样的让步，这种让步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当时双方的前线哨所相距很远。在同印中友好协会会长潘迪特·森拉德尔会谈时，周恩来直率地指出：“你们保留你们所掌握的地方，你们也可以取得存在争议而又未被双方占领的地方，而我们保留我们所掌握的地方。”中国根据这个原则成功地处理了同缅甸的边界问题，以为印度也会同样接受中国的主张。但实际上，早在周恩来到达印度前，印度政府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尼赫鲁在会议结束时说：“如果我把那块地方(指阿克赛钦)给他们，我们就不是印度总理了——我决不会这样干。”在印度看来，边界问题根本不能用来交换，麦克马洪线不是非法的，不容讨论。解决争端的前提是中国不仅要接受麦克马洪线，而且还必须承认阿克赛钦是印度领土。因此，周恩来善意的主张是不可能得到回报的。印度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说这个建议“有损我国北部边界在法律上的有效性，而且也有损国家领土的完整”。这就如同一个强盗在抢劫得手后，反而理直气壮地说，赃物本来就是我自己的，被抢者反而成了强盗。
既然印度不愿意达成原则协议，那么就退而求其次，努力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发生冲突。中国代表团建议，双方维持边界问题现状，停止边界巡逻。但这个问题印度也不答应，因为双方对“现状”的理解有偏差，且尼赫鲁已经许诺，“不做任何限制我们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去解放被中国占领地区的权利的事情”。因此，印度要做的一切，就是要中国单方面承诺、放弃对西段的巡逻，印度则保留自己“收复失地”的权利。但如果就这么赤裸裸地向中国提出，尼赫鲁也觉得不太妥当，这会被看作是公开的威胁，中国必然会对此作出强烈反应。因此，尼赫鲁不得不转弯抹角地向周恩来表示：“我们觉得对于巡逻问题，如果说得太精确是有困难的，也是不适宜的。”实际上，要对“停止巡逻”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并不困难，但如果真正这么做了，印度怎能利用定义的模糊来自行其事呢？怎么能在冲突发生后把责任推到中国一方呢？结果，由于印度的反对，公报关于“停止巡逻”作了这样的表述：“在进一步审查事实材料期间，双方应该作出一切努力来避免在边境地区发生摩擦和冲突。”按照印度的解释，这只意味着，当印军开进中国边境一侧时，他们将不主动去攻击中国的阵地和巡逻队。尼赫鲁向议会解释说：就印度政府而言，“我们的士兵可以在这些地区完全自由活动，而不致引起冲突。”
离开印度前，中国代表团自行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周恩来在会上归纳了中印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共同点或者接近之点，但尼赫鲁刚从机场回到议会，就向议员们对周恩来的讲话进行了歪曲的分析。分析中，尼赫鲁直截了当地表示，我不同意在边界各段停止巡逻的说法，印方人员完全可以在争议地区自由行动而不致发生冲突。高级会谈失败，中国代表团已经弄清楚印度政府的真实意图，不再认为以前的冲突是由双方的误解造成的。谈判的大门彻底关死，中印边界问题如何解决？尼赫鲁心中已经有了答案：那就是继续前进。他说：“当大门关起之后，你怎么办？要么就像个老太婆那样，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无所作为；要么就操起一把刀，或是你所有的任何其他武器，冲出去，进行战斗。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选择。”尼赫鲁不愿做老太婆，他就操起了刀，冲了出去。 |
|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4-7-2 9:5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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