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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玛拉雅山的雪──中印战争实录》百谬（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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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是建国后的一场重大军事斗争。由于某些原因，过去长期没有从军事方面介绍这场斗争的专著问世，近年来出版的一些著述中才陆续涉及到这次作战的一些具体情况。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喜玛（？）拉雅山的雪──中印战争实录》，自称是“全景式地再现了这场战争的始末”。然而通览全书之后，发现这是一部从观点到史实都存在严重问题的书。由于作者对这段历史和当地的情况并未搞清楚，此书从书名至内容的错误不胜枚举。本书书名就有两处错误，一是将喜马拉雅山的“马”写成了玛”；二是其所用的“中印战争”一词也违反了我国外交政策和军事用语，同时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印两国从未宣战，我国从来只认为这一仗是边界冲突，无论对内对外都从不用“中印战争”一词）。
《喜玛拉雅山的雪》一书出版后，立即有读者提出严肃批评，尤其是该书竟将中国领土写成“印度古镇”，更是严重的错误，此书虽然已被新闻出版部门禁止发行，但是在社会上出售的册数已经以万计。有些对中印边界作战缺乏了解的读者还将此书当作信史，社会上有的小报还将书中凭空编造的一些内容当成“新披露的史实”引用和登载，从而造成很不良的影响。笔者所遇的原西藏军区领导和─些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者同志，凡看过此书者，也都感到气愤。为了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此举出《喜玛拉雅山的雪》（以下简称“《喜》书”）的种种谬误，以澄清历史事实，并肃清其在社会上的不良影响。
下面，特将《喜》书中的这些错误列举如下，并加以澄清。
古镇邦迪拉的领土归属问题
在《喜》书第281页中，有一段特地描述了中印东段的情况，这样写道：“印度古镇邦迪拉，沐浴在喜玛拉雅山的晨光下。在繁华的城镇两侧，古庙林立，金碧辉煌。”
这里出现“印度古镇邦迪拉”的提法，是一个牵涉到我国边界上领土归属的重错误。邦迪拉是中印边界地区的一个重镇，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该地曾是东段印军的后方补给中心。介绍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历史，决不应该连这一重镇的位置都搞不清，更不应该将其归属讲错。
邦迪拉位于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虽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属于两国有争议的地区，至今在中国地图上仍标为中国领土。邦迪拉在历史上也从来不是什么“印度古镇”，在本世纪四十年代以前，该地属西藏门隅地区的辖地，无疑是中国领土，直至1943年以后才被英印军队占领。从那时起直至今日，我国政府从未承认过此地是印度领土。
中国政府表示愿意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解决中印边界的领土争端，但是在争端解决，是不能允许对方单方面改变领土归属的。1986年印度政府在包括邦迪拉在内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建立了“阿鲁纳恰尔邦”，对此中国政府曾公开提出抗议，此事早见话于报端。可是《喜》书中竟对这样牵涉到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毫不在意，完全无根据地称邦迪拉为“印度古镇”。这一错误尽管是出于不了解历史和现在中印边界的情况所造成，但是在涉及到我国边界领土归属这样严肃的事情上，竟如此不负责任地乱写，无疑是应受到批评指责的。
从《喜》书下面的行文来看，作者连邦迪拉在中印边界哪一段都搞不清。《喜》书第282页称“邦迪拉是中印边境中线”，此说完全莫名其妙。打开中国分省地图就可知道，邦迪拉在中印边界东段的西端。此外，邦迪拉镇当时居民只有几百户，根本没有书中所编造的那种“繁华”。在公开出版物中涉及到我国边界领土归属问题，事关国家重大利益，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对此一定要持很认真的态度，决不应该凭想象信笔发挥。
《喜》书第24页，书中在描写周恩来总理于1960年4月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情景时，又编造用总理答所谓“记者”的话称：“缅甸、不丹、尼泊尔都是小国，也都和我们有麦克马洪线的困扰”。
这里不仅犯了历史和地理知识方面的错误，而且又把边界定向写错。事实是，本世纪初缅甸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并被英国人作为英属印度的─个行省，所以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也划到缅甸北部和中国的边界上。因此，缅甸的东北部确同中国有麦克马洪线的问题。可是，不丹、尼泊尔与中国的边界根本与麦克马洪线无关（麦克马洪线起自中不边界以东）。熟知这方面情况的周恩来总理根本不可能讲书中编造的这种话，这只是作者的杜撰。把这种牵涉到边界定向的严重错误加到周恩来总理身上，更是对领袖人物的一种亵渎。
《喜》书第70页，书中称印军在东线“越过了麦克马洪线，印度的版图扩大了八万平方公里”。
这里把印度扩张的情况和面积都写错。其实根据我国一向公布的数字，印方自越过传统习惯线占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后，扩张的领土达9万平方公里。书中也有9万平方公里这一正确数字，这样写本身就前后自相矛盾。
《喜》书第72页在描写1962年10月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开始前的情况时，使用了“中印近三百公里的边界线”的提法。
这一数字与事实完全不符，也与该书前面的记叙自相矛盾。事实是，中印边界线长度达2000公里。至于自卫反击战开始前中印两军对峙的克节朗河地区，双方对峙的正面只有十几公里。书中在这里出现的“三百公里”之说，完全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杜撰。
《喜》书第82页编造一段入侵“麦克马洪线”西端克节朗河地区的印军第7旅旅长的命令，要求印军在克节朗河地区的章勒这一“中国、印度、尼泊尔叁国交界的敏感地区”布防。
这里又是一处地理概念的错误，打开中国分省地图中的西藏地图就可知道，克节朗地区与尼泊尔还隔着不丹、锡金两国，当地只位于中国、不丹和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印占区的交界处附近。
从《喜》书中对领土和边界线的描述看，作者对中印两国边界线的一些基本情况都不清楚，就信笔发挥，凭想象编造有关边界问题的情节，结果一再把涉及领土归属和边界走向之类的严肃问题搞错。人们可以允许在别的问题上犯错误，可是在事关我国领土和边界走向约问题上，对于出现这种谬误则必须迅速纠正，以澄清事实，维护国家的权益和声誉。
达赖“避难”的虚构描写
在《喜》书还有相当多的篇幅是所谓领袖人物活动的描写，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及陈毅等人的言谈和召开会议的描写。了解这一段历史及熟悉毛泽东等领袖人物活动的人，一看便知道这类描写几乎都是违反事实的凭想象杜撰。书中不顾纪实文学应以史实为基准的基本要求，毫无根据地编造了大段大段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领油人物的决策过程及对话点加上引号。这些编造的话不仅大都不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而且也根本不像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讲话的语气，有的话还有语法错误，许多编造的内容又严重违反了我国的外交政策和民族政策。由于书中编造的领袖人物的对话违反历史的谬误比比皆是，只能择其重要的错误列举如下：
《喜》书第19页─26页用了几页的篇幅描写了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话的情景，其中不仅凭想象虚构了许多记者的提问，并大段大段地杜撰了周恩来、陈毅的讲话。
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访问印度和尼泊尔时，确实举行过记者招待会。但是从书中编造的内容看，作者并不了解招待会的详情，编出来的许多讲话既不合乎周总理说话的口气．也严重违反了中共中央的对外政策和民族政策，而且还有不少地理和历史常识上的错误。
例如《喜》书第23页编造的周总理的话称：“我们是在喀喇昆仑山侧修了一条公路，这就是青藏公路，是为了改善新疆、西藏地区的交通困难状况而修筑的，其中有几段因山脉阻隔，穿越了阿克赛钦地区的一角。”
这里犯了一个地理常识性的错误，即把新藏公路当成了“青藏公路”。从书中的行文看，这一错误还不是错字问题，而在于作者本身对青藏、新藏这两条重要的公路的情况根本就不清楚。联结新疆、西藏的公路，是1957年完工的新藏公路，而1954年初步完成的青藏公路，根本不靠近喀喇昆仑山。新藏公路之所以通过阿克赛钦，是巩固边防的需要，并不是什么“有几段因山脉阻隔”。一向以工作细致着称的周恩来总理是绝不会犯这种错误的，作者把这种谬误加在周总理身上，是很不严肃的。
《喜》书第24页编造的周总理在1960年4月记者招待会的讲话中，又称：“叛匪首领达赖喇嘛逃往贵国避难”。
这段话完全是凭空编造，而且完全违反了当时中共中央的统战政策和民族政策。在1959年春达赖出逃印度后，中共中央仍在很长时间内采取争取达赖的政策，还在国内保留其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直至1964年才宣布其叛国罪行，撤销其职务。周总理1960年4月访印时还曾打算争取达赖返回祖国，根本没有称其为“叛匪”。
《喜》书第25页描写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台时，又描写陈毅在招待会上“猛然站了起来，抓起话筒怒不可遏地喊”，并把记者们“全部震慑住了”。
对陈毅的这种描写也完全违反历史容实。笔者问过当时陪同出访的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同志，并同陈毅同志的家属谈过。据了解到的情况证实，陈毅同志在外交场合虽然声音比较宏亮，但一直是注意外交礼节的。在这次招待会上，陈毅根本没有作者描述的那种情况。
《喜》书第26页至31页中又编造了周恩来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同时以含糊的手法不标出时间。在这次所谓谈话中，涉及到国内政策、国际形势和印度对华态度等问题，都系凭想象编造，谈话的口气和内容也不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气氛，编造出的一些话还有语法错误，语言的格调与毛泽东、周恩来平时的言谈气度更无法相比，而且其中史实性的谬误层出。
这段描写把毛泽东写得非常缺乏国际知识，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还要问周恩来。如书中编造毛泽东向周恩来问：“嗯，印度这样强硬，一定有后台吧？”在当时国内关心世界大事的人皆知印度反华的国际支持者，毛泽东每天都在关心和研究世界形势，怎么会提出这样简单幼稚的问题？
在这一段中，书中又编造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为了边界战争，苏联还推备提供40架图一12运输机”。当时苏联向印度提供的是安一12运输机，根本没有什么“图一12运输机”，数字也不是什么“40架”。周恩来总理也根本不会这样汇报。
在《喜》书第29页中，又凭想象描写了当时国内的政策。书中编造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的话说：“自从‘三自一包’的政策下达贯彻后，农村经济恶化的势头已经减弱”。
这段所谓“汇报”，只是凭现在的想像来编造过去的历史，说明作者并不了解这一时期中央对国内政策的调整。当时，中央根本没有下达过“三自一包”的“政策”。三年经济困难时，中共中央在农村解决经济困难的方针是人民公社六十条及其修改草案，确定的政策只是“大集体，小自由”，允许以小队（生产队）核算。至于包产到户等措施，只是由某些地方自行采取的，毛泽东并不赞成，周恩来也根本没有可能像书中那样向毛泽东汇报。所谓“三自一包”，在当时根本不是什么中央的“政策”，只是后来错误地批判当时一些正确的调整措施时概括出来的。
《喜》书第3l页描写毛泽东相周恩来讨论中印关系时，又编造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尼赫鲁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同我们建交的第二个国家”。
这段话完全错误，毛主席岂能如此没有历史常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先是苏联和人民民主阵营的许多国家同新中国建交，然后才是社会制度不同的缅甸、印度。如果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顺序看，印度根本不是“同我们建交的第二个国家”。
上面编造的话从语法上讲也是错误的，其主语“他”（“尼赫鲁”）本是一个人，在这里竟成了“国家”，实在荒谬。毛泽东是一位语言文学大师，怎能犯这样的错误？
在《喜》书第87页中，又编造了（1962年）“十月七日，北京、外交部”，陈毅与“印度大使”谈话，而且篇幅长达两页。
这些完全是凭想象杜撰。因为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印度早在1961年春就召回了驻北京的大使，只留下临时代办。直至1976年，中印两国才恢复互派大使。1962年10月印度根本没有大使驻华，陈毅怎么能在北京同这位不存在的“大使”谈话？
在这段编造出来的谈话中，书中又以陈毅之口对“印度大使”说：“我承认，中国军队的装备不如你们好，单兵技术素质不如你们高”。
这种编造根本不符合当时的情况。事实上当时中国陆空军的装备水平在总体上超过印军，单兵素质也普遍强于印军。书中编造的谈话中，对中印双方就举行会晤的商议，美国出兵朝鲜等情况，写得也不对。
《喜》书第94页─100页中，又编造了长达7页的所谓毛泽东主持的“西山军事会议”的内容，井描写这次会议确定了对印实行自卫反击战。
历史事实是，根本不存在这个所谓“西山军事会议”。笔者曾问过参加过对印自卫反击战决策的杨成武、雷英夫等同志，据参加者回忆说，最后的决策会议是在中南海举行的，而根本不是在什么书中第94页所说的位置──“香山，双清别墅”。
作者把想象中的这个所谓“西山军事会议”安排在“香山，双清别墅”，大概以为这里是毛泽东的住所。毛泽东只是在进入北平之初住过那里，搬进城以后就不再回去居住。
书中在编造的这次会议中，又杜撰出许多毛泽东和陈毅的话，且不论其格调不能与毛泽东、陈毅日常的气度相比，其内容也把中印边界的历史演变状况及边界地区斗争的许多情况讲错，对反击的军事部署也说得不对。
在《喜》书第96页描写所谓“西山军事会议”时，书中编造了一大段陈毅介绍中印边界情况的话，其中竟凭空把编造出的一段歪曲历史话加在陈毅同志口中，说什么：“中国同印度的边界，虽然未正式划定，但在长期和睦相处的过程中，按照双方行政管辖所及的范围，早已形成了一条传统的习惯边界线。全长约2000公里，……印度四八年独立后，开始一直遵守这条边境线，但是到五四年，他们修改了官方地图，东段把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做为已定界”。
这段话完全歪曲了中印边界争端的历史事实。事实是，印度独立后就马上接受了英国在中印边界上的侵略成果，根本没有“─直遵守”传统习惯线。在英印军队于1943年越过传统习惯线占领邦迪拉、德让宗、瓦弄等地的基础上，进一步越过传统习惯线向北推进，从1947年到1953年完全占领了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彻底破坏了传统习惯线。
在这段编造的所谓陈毅的“介绍”中，将印度说成是“四八年独立”。其实对世界现代史较为熟悉和了解印度情况的人都知道，印度是1947年8月正式独立，陈毅外长决不会如此缺乏历史知识，说出这种话。
书中编造的陈毅的所谓“介绍”中，还称1959年10月的空喀山口事件中，印军“包围我边防部队，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官兵十三人。”这一编造，也与历史情况不符。
在《喜》书第99页编造的所谓“西山军事会议”中，又描写了一段会上研究调动部队到边界参加反击的情况，书中称：“东段之敌相对比较强大，西藏军区难以再抽调部队加强作战力量。”然后又以罗瑞卿之口说：“我的意见是调五十四军上去”，最后又编造周恩来的要求称：“保障五十四军及早开进战区”。
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开始前，中央军委确定的兵力部署并不如书中所说。当时进行参战准备并奉调的部队远不止第54军，至于第54军的部队，中央军委只是让其第130师一个师调往西藏参战，而不是整个地“调五十四军上去”。
在《喜》书第100页的所谓“西山军事会议”的描写中，书中又编造了毛泽东对衡宝战役的一段评述，说什么：“白祟禧摆了个布袋阵，用七个师把突前的丁盛一个师团团围住……最后七个师被一锅端掉了。”
这里所谓毛主席讲衡宝战役的一段，与战史不符，毛主席也不会那么没有历史知识。查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就可知道衡宝战役的情况，而且这次战役歼敌数字也不是“七个师”，而是不到4个师。
在《喜》书第100页，书中又称毛泽东说：“不打则己，打就要打出威风，起码要保证二十年和平。”
这段话也不准确。据了解当时情况的同志记述，毛泽东只是估计，中印边界上打一仗，可以争取十年的边境安定。
在《喜》书第149─152页，书中又以4页篇幅，描述了1962年10月20日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开始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待外国记者，并回答其有关中印边界方面的问题。
这段描述又全是凭空编造，完全与历史事实不符。当时的中国政治生活与现在不同，领导人很少接见外国记者，在记述历史时不能以现在的惯例来描绘过去。所谓的“答记者问”中，所编造的周恩来的话语和所述内容与历史也不符。
例如，在《喜》15第150页中，作者编造了周恩来“回答”外国记者的话。叙述反击战的情况说：“我们只抽调了西藏军区、成都军区的两三个师，加上原来的边防部队，大约有五万多人吧。”
历史事实是，周恩来根本没有向外国记者宣布过参战兵力，而且书中所编造的兵力数字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书中又编造周恩来介绍战场印军情况，以及宣布“张国华中将”是“前线总指挥官”，也都是凭想象虚构。
《喜》书第l80页─182页，书中又编造了毛泽东在“济南，珍珠泉宾馆”听取周恩来关于中印边界战况的汇报一节，书中未说明当时的时间，却编造了周恩来报告“中印边界反击战开战两天，进展顺利”，“印军王牌第7旅已经被我们团团围住”，并“请示是否越境（！）作战”，接着书中又编造毛泽东的话说：“不但不越境。还要后退二十里”。
这一编造的汇报纯属于虚乌有，其内容也违反历史事实。短短的儿句话中就有多处谬误。
其谬一，当时的战斗情况根本不存在什么“开战两天”，“印军王牌第7旅已经被我们团团围住”之事。1962年10月20日藏字419部队在克节朗河地区发起反击后，当天内就将印军第7旅全部击溃，随后转入追击和搜剿散兵，以基本达成歼灭战。由于当地的复杂地形，根本不存在将印军“团团围住”的条件，也没有这样的事发生。这一谬误，只能说明书作者对“开战”后的克节朗河战场情况和战斗过程都不了解就随意编造。、
其谬二，当时根本不存在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总参谋部的同志请示是否越境作战”。在1962年10月克节朗河战前，中共中央、毛泽东已经确定要越过麦克马洪线，歼灭印军第7旅的第二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即根据预定计划命令部队突破了麦克马洪线，而根本不存在战后“请示”和毛泽东不让“越境”之事。
其谬三，书中将毛泽东提出后撤的主张完全写错了时间，后撤的距离也写得不对。1962年10月克节朗河战役中歼灭印军第7旅后，毛泽东安排的部署是乘胜追击。至于毛泽东提出的“后退”，共有两次：一次是在1959年11月毛泽东提出从边界己方一侧后撤20公里，以建立武装隔离带，防止边境冲突（而且是20公里，不是书中所说“二十里”）；另一次是1962年11月21日在中印边界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结束时，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国政府又主动宣布了停火，并将武装部队撤回1959年11月的实际控制线己方一侧20公里内。
书中编造领袖对话时使用的“越境”一词，也是完全错误的，麦克马洪线以南至传统习惯线之间的地区本是中国领土，只能用越过“界线”一词。当时毛泽东、周恩来也不会用“越境”这一词。
《喜》书第182页编造的所谓“济南，珍珠泉宾馆”毛泽东、周恩来的谈话，还提到1962年10月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一事。书中又编造毛泽东的话，说“要给赫鲁晓夫打打气”，“这时候声援他们一下”。
这一编造又完全违反历史事实。了解当时国际斗争情况的人都知道，当时中国只是声援古巴，对苏联则持含蓄的批评态度，根本没有书中所说的情况。在这时的中国报纸上，只有声援古巴的内容，没有任何“声援”苏联，给赫鲁院夫“打气”的表示。
中共中央对古巴危机的态度是，认为赫鲁晓夫在1962年10月以前是心存侥幸，把导弹运进古巴对美国进行核讹诈。对于采取核讹诈政策，中国的态度历来是反对的。1962年10月下旬肯尼迪下令封锁古巴，要求苏联撤出导弹并以进行战争相威胁，在美国这种反讹诈面前赫鲁晓夫又节节退让。当时中国批评这种退让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采取了投降主义态度。
《喜》书第391─393页，书中义编造了所渭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后期，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的一大段内容。这里的内容涉及到印度迫害华侨、印军的作战单位、毛泽东下达的作战命令以及“少年毛泽东”看过的“早期的《中国近代史》”。
在这一段中，编造的每项内容几乎都有史实错误，而旦还让书中出场的毛泽东要问非常幼稚的问题，如“看来，中国和印度缔结（？）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们不承认了？”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4年中印两国以和平友好协商解决印度在中国西藏的遗留问题时提出的，作为双方倡导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淮则，并非什么协定，也根本用不着“缔结”。1956年以后印度政府对藏区叛乱分子予以支持，1959年还公然对西藏叛乱表示同情，此后又长期庇护达赖集团，这早就违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了1962年，毛泽东根本不会再对印度“不承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表示疑问。
在《喜》书第392页编造的内容中，还有周恩来向毛泽东的报告，说什么：“印度将所谓‘杰特’联队从克什米尔调到了喀喇昆仑山口。”然后又让毛泽东问“这个‘杰持’联队是干什么的？”
这段编造完全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了解印军编制和作战情况的人都知道，印军中的“联队”只是平时的管理机构，下属几个营。在战时印军以营为单位组成旅，并不以联队为单位参战。
在1962年中印边界交战时，杰特联队所属的营也没有调到喀喇昆仑山，而且当时的喀喇昆仑山口，根本没有印军部队入侵，也未发生过战斗。
在《喜》书第392─393页，书中又称：“少年毛泽东”在韶山读到“─本早期的《中国近代史》，此书的扉页上的一句话：‘呜呼，中国将被列强瓜分之！’曾使少年毛泽东热血沸腾”。
这是不经查实就信笔发挥。毛泽东“少年”时，国内还根本没有“中国近代史”这个概念。据国内早巳出版的《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记述毛泽东的原话：“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冶觉悟，特别是在我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了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
”
在公开出版物中描写领袖的活动，一定要经认真查实再落笔，这才是严肃的态度。
在《喜》书第393页─394页，书中编造毛泽东的命令，指示对待杰特联队的部署，称“告诉张国华、何家产、丁盛，要打歼灭战，还是那句老话，关门打狗，一个不漏”。接着，书中并说“中国边防部队接到总参谋部的命令，务必全歼‘杰特’联队”。
这些都系凭空编造，事实上根本无其事。这些编造与当时中印边界西段作战情况相对照，又说明书作者根本不了解西段的战场条件和双方交战情况。
首先说这个所谓“命令”下达给“张国华”、“丁盛”，就完全不合逻辑。因为他们只在边界东段指挥作战，与西段相距千里，根本没有指挥隶属关系。
其次，西段不仅没有一次打一个“联队”（按其建制至少是团级规模）的战斗，一次歼灭印军一个营级建制单位的战斗也没有。这是因为西段自然条件恶劣，战场条件太坏，双方的兵力都展不开，印军多数以排为单位（少数以连为单位）分散越境设点，所以中国方面的技点作战每次只能消灭其几十人。所谓在边界西段对印军的“联队”要“关门打狗”，根本没有办法“关”。
总之，书中出现的大量领袖人物的活动和对话，几乎都出自于凭想象编造并违背了当时的历史，错谬极多。描写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活动采取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是很不应该的。
中印边界争端
在《喜》书中还有大段大段的关于中印边界争端由来和发展的叙述，其中也是错谬层出。自五十年代末以来，有关中印边界争端的史料已公开出版和发表过许多，查实后再落笔并不困难。可是从《喜》书的内容看，作者根本未下功夫去查实史料，就信笔写来，结果是歪曲了中印边界冲突的由来，甚至在有些地方还凭空美化了尼赫鲁，把尼赫鲁说成是想努力避免边界冲突。这一从严格意义上讲属于政治性的错误，虽然相信也是出于作者缺乏历史知识所致，但也是完全不应该出现的。
《喜》书中涉及到中印边界争端由来的文字，大多数都存在各种问题，在此特列举其要点澄清如下
《喜》书第4页中描写了中印边界上英国非法泡制“麦克马洪线”的经过，称在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上（书中把会议的参加者和时间都写错了），“英方代表麦克马洪爵士，狂傲地用手杖在地图上划了一条弧线，将西藏的门隅、洛瑜和下察隅地区圈了过去，这一地区面积约九万平方公里，然后逼迫中国代表签字，这就是臭名昭着的麦克马洪线。”
这段话完全是不了解历史情况的编造。所谓“英方代表”麦克马洪“用手杖”在地图上划线一事更纯属艺术性的想像和编造，事实上全无此事。
作者这一叙述首先末搞清西姆拉会议的议题，当时英国在会上打算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来，制造所谓“西藏独立”，所以也根本不打算划什么“中印边界线”，同时也认为不需要中国代表承认这条边界线。“麦克马洪线”是英国人秘密绘制出来的（该线主要是以所谓“分水岭”为界，精心策划和泡制了很长时间，根本不是什么“手杖”一划的结果），在会议期间由英国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背着中国政府的代表，在秘密换文中提出并承认的。当时对这条线称为“印藏边界线”，因此也根本没有“逼迫”中国代表承认该线一事。《喜》书第4─5页在叙述西拇拉会议时，在描绘了“麦克马洪线”的所谓由来（即“手杖”划线）后，又称“中国代表陈贻范、陆兴棋在英国的军事、外交双重高压下，被迫在英国拟定的条约草案和附图上做了草签。……这是东北部边界争端的起因。”
这里对中印边界东段（书中用“东北部”一词也不确）争端“起因”的解释，并不合乎历史。作者在此没有搞清楚西姆拉会议的议题，结果混淆了西藏问题和边界问题。
历史事实是，西姆拉会议的议题是讨论西藏问题，英国想以此制造“西藏独立”，会议根本没有讨论中印边界问题。中国代表开始草签后来又奉政府又命否认的草案只是关于西藏问题的条约草案，与中印边界问题无关，更谈不上是什么“边界争端的起因”。
《喜》书中第10页描写了周恩来总理于1960午4月访问印度的情景，在这段中作者有一段对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人物描写：
“他在等侯一位贵宾，一个老朋友。
这人就是五年前在万隆会议上，曾和他并肩站立，高举紧握的两手，向世界呼唤和平的周恩来。
尼赫鲁的心情是痛苦的，他感到左右为难。
两国间的边界纠纷，已经持续了10年。他的神经也为此震颤了10年”。
书中对尼赫鲁的这段描写，并不符合实情，而且把尼赫鲁对中印边界争端的态度完全写错了。自印度独立起，尼赫鲁政府就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对西藏的扩张政策，派兵继续蚕食占领中国领土，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尼赫鲁又是出于其内政外文的需要，主动制造并不断扩大边界事端，根本不是什么“左右为难”。
这一段所说的边界纠纷“持续了10年”也不合事实，实际上从1947年印度独立起就在中印边界上继承了英国的侵略成果，当时中国国民党政府曾抗议印度侵占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的领土德让宗、邦迪拉等地。印度政府不但不予理睬，又于1951年继续派兵北进，利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刚开始进藏，尚未到达边界之际，于1951年占领了达旺等地，随后将其实际控制线全面推进到麦克马洪线。因此，从印度独立至1960年，两国边界端出现已经有13年。
在《喜》书第10页描写尼赫鲁的对华态度时，又有这么一段令人吃惊的叙述：
“五十年代初期，他曾想把边界争端暂时搁置起来，全身心地致力于同中国的友好，他为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奔走，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而呐喊。他认为同中国友好是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石，只要中印联手，就能控制整个亚洲乃至影响世界。当然，他也期望在‘友爱’的热流中中国能够在边界争端中给他一个面子，做一些让步。
然而，朗久、空喀山事件的枪声，以及遗留在喜玛拉雅山麓的几十具中国和印度士兵的尸体，把他从一厢情愿（！）的迷梦中惊醒了。”
这一段叙述荒谬绝伦！按照历史事实来讲是歪曲了中印关系的演变，从边界争端的责任来讲，更是无原则地美化了尼赫鲁。
按照书中的这段话，反倒是尼赫鲁“一厢情愿”地希望同中国友好，并且“曾想把边界争端暂时搁置起来”。若依此说，挑起中印边界冲突的责任归于谁呢？书中对五十年代印度对华政策的叙述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当时尼赫鲁政府确实表现过对中国友好的态度（但也不像书中所描绘的热烈），但在很大程度是出于其标榜的权宜之计的政治哲学。早在印度独立前，尼赫鲁就视中国为未来竞争的对手，并在其四十年代前期所着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公开鼓吹独立后的印度要成为印度洋至太平洋的“中心”。再加上尼赫鲁政府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在西藏和中印边界的侵略成果，随着新中国的日益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尼赫鲁政府必然会采取后来的反华态度。
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恰恰是中国方面一直希望维持边界现状，暂时搁置边界问题（根本不是书中所说的尼赫鲁“曾想把边界问题暂时搁置起来”），然后以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可是，尼持鲁自己出于当时的某些需要一再破坏边界现状，并有意挑起了边界冲突，破坏了原先的中印友好局面。
早在五十年代初，尼赫鲁就下令占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而且在对华关系中奉行两面政策，即一方面表示对华友好，一方面又不断蚕食占领中国领土并在西藏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1959年西藏叛乱被粉碎后，尼赫鲁原先变西藏为“缓冲区”的愿望破灭，随之又挑起边界武装冲突。这些，都是我国公开出版物中一再说明的历史事实，《喜》怎么能不顾（或不知道）这些事实就随意说尼赫鲁“曾想把边界问题暂时搁置起来”，并“一厢情愿”地想同中国“友好”呢？
这段叙述中，“空喀山事件”一词用得也不对，应是空喀山口事件。对事件发生地的地理位置也写错了，空喀山口在喀喇昆仑山区，并不在书中所说的“喜玛拉雅山麓”。
《喜》书第11页在描写1960年4月尼赫鲁到机场迎接周恩来时，又编造了一段尼赫鲁的内心想法是：
“和他好好谈谈，也许他会理解自己的苦衷，缓和边界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可是，他会下令军队后撤吗？”
这段毫无根据的编造又完全歪曲了中印边界的冲突责任，违反了历史事实，凭空美化了尼赫鲁，似乎是尼赫鲁想“缓和”紧张局势，而是中国方面不“后撤”。
历史事实是，中国方面在1959年底已经单方面下令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己方一侧后撤20公里，以此缓和边界紧张局势。恰恰是尼赫鲁拒绝接受中国方面提出的缓和要求，想继续保持边界紧张局势。1960年春周恩来访问印度，也是中国方面一再要求才成行的，尼赫鲁并未表示热情欢迎。周恩来到达印度后，尼赫鲁顽固坚持要中国单方面在领土问题上让步，甚至在这次会谈中拒绝同意就边界问题举行两国政府间的谈判。可是到了《喜》书，倒成了尼赫鲁想要“好好谈谈”，“缓和”“紧张局势”，这不是荒谬透顶吗？
上述谬误，相信是由于作者缺乏这段历史知识所致，但是这样凭空编造在客观上歪曲了中印边界争端的真相，确实是一个原则错误。
在公开出版物中涉及到中国同邻国的边界领土争端，是一项很严肃并与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一定要以认真的态度弄清是非责任。那种根本不了解情况，就胡乱编造井公开出版的做法，是应该坚决杜绝的。 |
|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4-7-2 10:09: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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