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新中国从援越抗法到争取印度支那和平的政策演变（下） |
|
|
促成印支停战
中、越、苏三国领导人在莫斯科商讨日内瓦会议谈判方针时，奠边府战役刚刚开始不久，战争形势虽然明显对越南党有利，但在中苏两党的多数领导人看来，这并不意味着越南人有可能把法国人很快赶出印度支那。这不仅因为法军仍旧占据着沿海地区和大城市，控制着越南半数人口，尤其是因为美国人正跃跃欲试地想要进行干涉。在刚刚结束了朝鲜战争之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明显地不愿意在印度支那重现朝鲜战争那一幕。因此，当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基本方针确定之后，周恩来很快就致电胡志明和越南劳动党中央，建议越南党立即进行准备工作，组织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并拟定谈判的各种方案。周恩来再三主张，应当准备像朝鲜那样划定一条停火线，使自己能够保有一块比较完整的地区，进而实行普选，完成统一。（周恩来年谱，第３５８页）对此，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三度开会研究，然而他们的看法与中共中央多少存在着一些差异。因为越南独立同盟这时在越南北部、中部和南部都取得了不少根据地，敌人虽然仍旧占据着大中城市、港口、主要交通线和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区域，但它已经可以在越南将近３／４的地区行使政权了。如果划界停战，它将会被迫放弃南部，甚至是中部地区的许多根据地，大批人民军和党的干部都将北撤，这对于党内那些来自要撤退地区的领导干部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因此，尽管中、越、苏三党会议确定了谈判方针，越南党中央决定派范文同副总理代理外交部长出席日内瓦会议，原则上也同意接受东西划线南北分界实现停战的建议，但其中央内部的意见实际上并未完全统一。
５月７日，越南人民军迫使法军投降，从而取得了奠边府大捷。此役歼灭法军１６０００人，俘虏１万人，生擒了法守军司令德卡斯特里准将。奠边府大捷之后，本来就对划界停战主张持怀疑态度的越南谈判代表范文同，相信战场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认为原来东西划线南北分界的方案应当改变，不如要求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等待普选，以便一举统一越南。与此同时，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根据越方介绍的情况商定的坚持越、老、柬三位一体一并解决，以便建立革命的印度支那联邦的设想，在谈判中也成为难以克服的和平障碍。范文同坚持印度支那三个国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应有一个完整的解决办法。（郭明，第４９页）而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与法、英两国代表以及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的代表进行外交接触的结果，却发现作为法国殖民地的印度支那联邦中的三国，在历史上其实曾经是不同的国家。战后三国事实上都已各自独立，老挝王国和柬埔寨王国已得到世界上三十多个国家政府的承认，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否认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只承认由越南支持的寮国与高棉的抗战政府，不接受法、英提出的印支三国问题必须分开解决的提议，是非常困难的。其实就连范文同自己也清楚三国情况差别很大，越南可以划界，柬埔寨完全没有划界的可能，在老挝要求划界也缺少足够的资本。特别是在柬埔寨和老挝，抵抗力量的主力都是越南人民军。但若承认分开解决，越南人民军也就成了外国军队，必须撤出。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不仅南越暂时要放弃，老、柬两国也势必会落入王国政府的控制之下。这与越南党以及寮国、高棉抵抗力量原先的设想实在相差太远。
围绕着这样一些问题，日内瓦会议期间各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注意到越南党的方案不可能为对方所接受，美国代表力图利用这种争执使会议无法达成和平结果。周恩来在与苏、越两国代表团协商后，于５月２７日明确提出停火问题可以根据三国不同情况分别处理。此一建议推动会议于２９日达成了三国完全同时停火协议，这是自谈判以来的第一个实质性协议。３０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强调做出这一让步的必要性。他在电报中说：“印度支那三个成员国的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是非常显明而严格的。这种界限在法国建立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以前就已经存在，而且在三国人民当中也是如此看待的。”“柬埔寨、老挝两个王国政府在大多数人民看来仍然是合法的政府，并且是被世界上三十多个国家承认的政府。”因此，对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必须严格地以三个国家来对待”。他提请中共中央对这一点加以认真考虑，如同意即请电商越南劳动党中央。（金冲及，第１１２６页）
中共中央很快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并取得了越南党中央的认可。在这个时候，法国主战的拉尼埃政府倒台，日内瓦谈判明显地受到影响。由于受到美国代表的鼓动，西方国家于６月１５日中断了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议。而在老、柬问题的谈判中，由于中、苏、越三方坚持不承认越盟的军队进入了这两个国家，谈判也陷入僵持状态，第二天也面临着西方国家终止关于印度支那问题会议的严峻局面。据此，中、苏、越三方代表于１５日晚进行了紧急的内部磋商。周恩来直截了当地提出：目前谈判的关键问题是我方是否承认越军在高棉和寮国。如我坚决不承认，则高、寮问题无法谈下去，越南问题也将受牵连而谈不下去。所以应当承认过去有越南志愿军，可以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办法办理。与此同时，越、老、柬三国问题应分别解决，应当考虑在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上做出让步。因为，我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力量过于薄弱，靠越南的力量在这两个国家打下去只能使现在的王国政府完全倒向美国，甚至促使美英搞东南亚条约，把美英等搞到一块去，不如使它们成为东南亚型的中立国家。（曲星，第２５７、２６４、２６６页）次日，根据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周恩来通过会见会议两主席之一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和在限制性会议上发言，明白表示愿意就此做出让步。此举挫败了美国代表准备中断关于印度支那问题讨论的企图，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出现了转机。（李连庆，第２７７-２８１页；金冲及，第１１２８页）
印支三国分开处理的问题解决后，如何实现停战的问题就迅速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了统一思想与谈判方针，中、苏、越三方代表于６月１７日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越南劳动党中央１３日来电提出的划区方案。但范文同对周恩来所提以越南为争取重点，而在高棉、寮国酌情让步，高棉不划区，寮国只划边区的建议难以认同。周恩来随后致电毛泽东、刘少奇解释说，他的建议是基于三国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越南各方面的力量较强，不但可以保得住，而且能够逐渐巩固和扩大影响。”如果我们在高棉和寮国问题上做出让步，则越南就可以多要一些，求得补偿。问题是范文同甚至越南党中央对形势的估计都过于乐观，要价过高。特别是法国孟戴斯·弗朗斯内阁上台，于６月１７日公开许诺以一个月为期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否则自动辞职，这更是使越南党感到有坚持到底迫使法国政府让步的可能。在他们看来，着急的应该是法国人，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中越两党领导人举行会谈，以便将关键性问题向越南领导人说清楚，取得一致。（同上；周恩来致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电，１９５４年６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对此迅速表示同意，并给予了进一步的指示。
７月２日，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之后赶往广西柳州参加预定的中越两党会谈。会谈３日开始，５日结束，３天里共开了８次会议。根据武元甲的报告，奠边府战役以后，形势对越南极为有利。敌军虽仍有４７万人之多，但包括法军在内的远征军仅１９万，２４万是越南伪军，老挝军仅２万人左右，高棉军仅１５０００人左右。印度支那抗法力量已达到３０多万人。敌军力量主要在越南，有４０万左右，越北有１８万，五联区有８万，南部１２万均系伪军，而越南人民军则为２８万人，主要集中在五联区和中北部，实际力量对比强于敌人。
在听取了武元甲的报告后，周恩来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美国不干涉，法国照样增加兵力的情况打下去，我们多久才能取得整个印度支那？”武元甲表示，打得好，两三年就可以拿下。胡志明则表示“时间至少是三五年。”他承认：三个国家有不同的情况。越南的基础比较好，老挝和柬埔寨的基础较差，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干部实际是越南人。另外，即使在越南，也是越北的情况较好，中越次之，而南越的力量较差。同时，武元甲以及中国顾问韦国清、罗贵波等也都强调交通是大问题，如果要大打的话，还要首先花时间把公路修起来，否则很难打。
据此，周恩来进一步增强了说服越南党的信心。他指出：应当看到，印度支那问题不仅是印支三国与法国之间的问题，它已经国际化，这是关键性的特点。这种国际化甚至超过了朝鲜问题国际化的范围和程度。印度支那不仅影响着整个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而且对澳洲、新西兰等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也有影响，因此毛主席说：“稍一不慎，则影响１０个国家近六亿人口。”并且，印支问题直接影响着法国，因而也就间接影响了欧洲的形势。日内瓦会议导致法国改组内阁，好战的拉尼埃政府下台，主和的孟戴斯·弗朗斯政府上台，说明同法国和下来，不仅能够挫败美国的阴谋，而且有可能团结更多的国家。
他同时解释说，大家都清楚，即使美国不干涉，解放全越南至少也需要三年时间。何况美国在干涉方面已经动员了半年。现在吴庭艳上了台，更值得注意。因为其言论表现完全亲美，实际是美国在指挥一切，因此美国帮助南越伪政权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我们所提方案要求过高，不能达成和平，美国势必会干涉。朝鲜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美国的增援，其增援速度之迅速，出乎意外。中国加上去，也只能打个平手，不能取胜。现在印度支那又是这样一种情况。一旦美国卷进来，我们靠军事手段拿不到越南，条件只会更困难，甚至连现有的局面都可能保不住。考虑到这些情况，恐怕还是用和平的方法取得全越南好些。因为印度、缅甸、印尼这些国家看来也不反对将来由越南民主共和国来统一越南。所以，在越南举行选举的可能性比朝鲜还要多些。况且战争还会促使老挝和柬埔寨倒向美国，使法国强硬派重新上台，并把英美推到一起去，搞东南亚条约组织。
周恩来的发言从３日下午、晚上，一直继续到４日下午。４日下午周发言结束后，胡志明当场表态。他说：现在越南是站在十字路口上，可能和，也可能战，主要方面是争取和，准备战。我们要帮助孟戴斯·弗朗斯，使他不下台，这对我们有利。在１１月份以前，必须和法国搞好关系，取得和平，因为１１月以前美国要选举，对干涉有顾虑。
胡志明的话等于做了结论，与会者一致表示赞成。当晚，中越双方有关人员连夜准备文件，第二天大家逐条讨论修改，很快通过了《关于日内瓦会议的方案和谈判问题》的会议文件。次日，越南党中央即将会议确定的谈判方针和划区方案通知了留在日内瓦的范文同。通知说明，目前谈判的指导思想是采取积极推动的方针，不宜消极等待。具体方案是：在越南仍争取以１６°线停战，考虑到１６°线以北的９号公路是老挝出海必经之地，对方可能不会让步，故可在１６°线的基础上略做调整；在老挝则争取把靠近中国和越南的桑怒和丰沙里两省划为抵抗力量的集结区；在柬埔寨则只能争取政治解决。
但是，范文同对有无必要做如此让步仍表示怀疑，没有采取措施去推动谈判。眼看距离孟戴斯·弗朗斯承诺实现和平的最后期限只剩几天时间，周恩来１２日一回到日内瓦，当晚就同范文同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周恩来以朝鲜战争忽略了美国干涉危险的教训和抗战后中共以退为进取得成功的经验为例子，反复劝说，最终使范文同改变了态度。第二天，周恩来和范文同分别向法国代表提出了以北纬１６°线作为临时分界线的新方案。经过讨价还价，双方又各做让步，法国放弃了以１８°线划界的要求，越南放弃了以１６°线划界的要求，商定以１７°线以南、９号公路以北１２°１～２英里处为军事分界线，达成了最终的妥协。
７月２１日，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实现停止敌对行动的和平协议正式签字。这几项协议除了规定分界线以外，还就国际监督、法军南撤和越南人民军北撤、两年后在全越南范围举行普选、老挝抵抗部队可在桑怒、丰沙里两省集结、柬埔寨抵抗部队复员遣散，以及老、柬一年后实行大选等问题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日内瓦会议文件汇编，第２６０～２６９页；新华月报，１９５４年第８期）新中国政府在日内瓦会议上争取印度支那和平的努力至此算是按照预期的目标取得了成功。
可以探讨的问题
从积极援助印度支那武装抗法，到全力促成日内瓦的和平协议，新中国对印度支那政策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一政策变动的意义如何，从日内瓦会议期间直到今天都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估计当时的战争形势，即如果越南抵抗力量坚持打下去，美国是否一定会像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估计的那样进行武装干涉？几十年过去之后，研究美国已经公开的各种档案资料，考察美国后来卷入印度支那战争的历史，似乎还是不能完全否认当时存在着这种可能。换言之，拒绝和平与妥协，仍旧带有某种冒险性。即使越南党不需要三五年时间就可以实现统一，军事进攻可能带来的危险仍旧是多方面的。正如周恩来所担心的那样，这种军事进攻很可能会使老挝、柬埔寨投向美国，会使整个东南亚转向反共，会使本来与美国存在矛盾的法国和英国在亚洲问题上被迫赞同美国的主张，会使美国阻挠和平的阴谋得逞，如此等等。出现这些情况的结果可能还是一样：或者是一个主战的法国政府和南越政权，或者是老挝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向美国求援，美国最终还是会借机进行军事干涉。一旦出现这种结果，越盟所要面对的敌人多半就更多了。
关于美国干涉可能以及越南党能否迅速实现统一的争论，很容易让人想起朝鲜战争。周恩来之所以特别以朝鲜战争为例强调对美国干涉要有足够的估计，正是因为当年也曾出现过几乎同样的情况。导致军事上的严重后果。即使后来中国出兵保住了北朝鲜，也只能和美国打一个平手。何况朝鲜还为此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中国也因此付出了重大的牺牲。越南党这时严格说来还不如当年的朝鲜党有把握。朝鲜战争当时是以周计，这时越南党的军事统一时间表则须以年计，在这样长的时间里各种变数之多更是难以预测。说美国一定不会干涉，无论如何都缺少足够的依据。
只要存在着美国干涉的可能，对于尚未得到国际承认的越南独立同盟来说，签订日内瓦和平协定就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经历了３个月之久的漫长谈判达成的这个协定，使越南党得以完全控制北纬１７°线以北的越南１２００万人口和土地，“越南民主共和国”从此也成了一个得到国际公认的名副其实的国家。美国不仅没有找到可以直接对越盟进行大规模军事进攻的理由，而且即使在６０年代中后期美国直接出兵南越，直至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野蛮的轰炸，它也不能不考虑国际公认的这一事实，因而对其军事行动始终保持一定的限制，即不让它的军队跨过１７°线。这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存和巩固了越南党已有的胜利成果。固然，日内瓦协定并没有如周恩来等人所估计的那样促成越南的普选和统一，但美国特别是腐败的南越政权阻挠普选与统一，却为几年后共产党人重新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足以让世界多数人同情的理由。而由于北方的巩固与建设，此后的印度支那战争无论如何艰苦，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存在毕竟使它有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前进基地和可靠后方。只要把一个分裂的朝鲜与一个最终取得统一的越南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坚持进攻未必就是有利的。暂时的妥协与和平，结果反而便利了后来的进攻与统一。
当然，对于新中国而言，它对印度支那的政策转变中仍旧存在着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这里面尤其需要检讨的，就是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的关系问题。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背景，任何一个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都难免会掺杂进执政党本身的意识形态因素，从而使其政策带有某种政治倾向性。但是，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目标，与现实政策作为一种追求实际利益的方式和手段之间，毕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把两者混淆起来，或者在政策考虑中过多地加入意识形态的因素，势必会造成政策功能的紊乱。如果说，一个强势政府在国内政策制定过程中较多地加入意识形态的考虑，通常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感觉到其副作用，并且这种副作用通常也更多地表现在政策层面上的话，那么一个弱国在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过多地加入意识形态的考虑，它所带来的副作用往往很快就会显露出来，并且难免还会引来道德层面的问题。这是因为，国内政策所面对的只是在一个利益统一体内的不同利益关系，而对外政策所面对的却是利益完全不同的主权国家。前者只要政府处于强势状态，目标与手段的混淆可能极大地改变现实的利益关系，但它们对统一体本身的影响却是相对缓慢的，对不同利益关系的这种改变可能带来的道德问题也很容易淹没在强势文化的政治背景之中。后者却完全不同。由于事实上不存在利益统一体，把不同利益主体相互间的某种意识形态联系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必定会带来道德层面的问题，即当出现不同的利益需求时，为自身暂时利益的考虑是否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
可以清楚地看到，周恩来等提出划界停战的和平主张时，首先就面临着这样一种道德困惑。在柳州会议上周恩来就特别着重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即在印度支那寻求和平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任务是否有矛盾？之所以会提出这个问题，正是因为意识形态优先的思维方式与以现实利益为中心的政策考虑之间发生了矛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任务是解放印度支那，而寻求和平将使这场解放战争半途停顿下来，并使这一国际任务大打折扣。十分明显，在印度支那改行和平政策直接影响到的首先是越南党的利益，作为履行国际主义一方的中国党，无形中必须承担起此一政策是否与意识形态目标相违背的历史疑问。尽管周恩来再三说明二者之间并无矛盾，强调现实的力量对比，相信老、柬两国最好的前途是保持中立，在越南通过普选实现统一要比通过战争实现统一更现实，如此等等，但只要越南党原定的解放目标被打了折扣，只要事实证明越南的统一仍旧要靠战争来解决，中国党的这次政策转变就难免会成为一个要被人提到道德层面上来加以讨论的问题。
其实，存在这样的疑问是很自然的。一个距离我们最近的例子，就是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战结束之际斯大林要求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谈这一事件。比较日内瓦会议对印度支那三国问题的解决办法，斯大林当时可能更希望中国能够用老挝那种方式解决问题。他的基本看法也是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和战后要求和平的国际环境，共产党不可能用战争来完成解放国家的任务，它甚至还没有达到可以与国民党划界言和的程度，因此需要转而采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方式。这件事让毛泽东非常生气。而以后的事实也证明，斯大林所设想的和平民主没有出路，共产党仍旧需要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因此，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对斯大林这一干预耿耿于怀，并从道德层面给予严厉的批评，称斯大林此举是“不许革命”。严格地说，上述两件事是颇为类似的。把日内瓦期间周恩来的做法与斯大林当年的做法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共产党人通常更难把意识形态的目标与现实利益的政策考量严格地予以区别。
１９５４年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新中国外交政策从突出强调意识形态的“一边倒”，转向较多地考虑国家现实利益而开始走向务实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标志。在已经习惯于国际主义的思维方式之后，突然把自己一国的利益摆到政策考量的首要位置上来，甚至以此为转移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一时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困惑与矛盾是可想而知的。让人遗憾的是，周恩来所倡导的这样一种政策转变的趋势并没有能够顺利地发展下去。几年之后，当毛泽东发现苏联“不革命”以后，中国对外政策上的意识形态考虑又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究竟是意识形态的考虑多一点，还是现实利益的考虑多一点，在不同的时期表现有所不同。但受到毛泽东“反帝”“反修”思想影响的中国对外政策越来越表现出革命外交的倾向，是不容置疑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甚至明确赞同否定１９５４年周恩来在日内瓦所做过的和平努力，甚至不止一次地对自己当年也同意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向兄弟党表示歉意。（毛泽东接见越南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１９６３年６月４日）
在中国，对外政策重新回到周恩来１９５４年所倡导的路线上来，即把外交政策同最大限度地谋求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现实目标联系起来，而不是过多地同意识形态的目标联系起来，是７０年代以后的事情了。
参考文献：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援越抗美实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3），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中国军事顾问团历史编写组：《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钱江：《在神秘的战争中--中国军事顾问团赴越南征战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姚旭：《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党史研究》1980年第5期。
雷英夫：《忆日内瓦会议的军事谈判》，《中共党史资料》第69辑。
科拉尔·贝尔著、F.C.贝纳姆编《国际事务概览，1954年》，云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李连庆：《大外交家周恩来》（第二部），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版。
徐焰：《试论建国后毛泽东的战略思想》，《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郭明主编《中越关系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曲星：《试论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恩来外交》，《研究周恩来--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日内瓦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
Chen Jian , "China and the First IndoChina War, 1950-1954," China Quarterly, No.133,1993.
Zhai Qiang, "China and the Geneva Conference of 1954," China Quarterly, No.129,1992.
Zhai Qiang, "Transplanting the Chinese Model: Chinese Military Advisers and the First Vietnam War,1950-1954,"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No. 57, October 1993.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4-7-2 12:01:54 |
|
|
上一篇文章： 新中国从援越抗法到争取印度支那和平的政策演变（上）
下一篇文章： 四十六年前他们为支援越南而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