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1965年升级越南战争时所寻求的政治、军事目标就是要使越南南北分裂的局面长期维持下去，以此直接遏制中国，间接打击苏联。因此，伴随着不断增兵、轰炸越南北方等军事行动而来的，是一次次谋求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冲突的活动。对于美国的和谈意向、各方的斡旋，以及越美巴黎谈判，中国在1965年初至1968年10月的这段时间中一直坚决反对。中国此时之所以坚持这种立场，除了革命理念——高举反帝旗帜、支援世界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防止越南抗美救国斗争半途而废；革命经验——根据中共过去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只有取得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才能拥有谈判桌上的主动权这两个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安全利益问题。由于苏联以斡旋越美和谈为杠杆，力求实现对美关系的缓和及稳定，同时掌握解决越南问题的主导权，使得美苏在和谈活动中的密切合作及其发展趋向，以及越南逐渐亲近苏联和苏越结盟的前景，给中国的安全态势造成了新的潜在性威胁。中国对此十分敏感，故而坚决予以抵制，并且极力阻止越方在和谈活动中有任何让步的意向。但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从破裂进一步走向敌对，中美苏越之间都各自开始着手新的战略定位。其中，越美和谈活动是关系到此项定位问题的关键。[1]由此，对待越美和谈的立场方针也成为中国调整对美、对越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变化事实上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态势的看法及战略考虑的发展脉络。或者可以说，中国对打开中美关系机会的最初把握，也突出体现在这一变化中。关于这个问题，以往的研究多有忽略，而理清这段史事，进一步考察1968年11月毛泽东对越美和谈态度的转变，将有利于从一个侧面阐释中国援越抗美进程中对美政策转变的实现。
一、苏美在越美和谈问题上的接触
苏联开始加强援越、插手越南问题的战略考虑在于与美国分享对东南亚的影响力，并以响应美国和谈意图为机缘，缓和及稳固与美国的关系，同时掌握对越问题控制权，寻找应付中国的盟友。苏美之间在通过政治磋商解决越南问题上目标的相近，使得美国主要借助苏联的力量，努力将越南战争纳入和谈的轨道。这样，在越战开始升级至1968年3月31日美国宣布停止轰炸越南北方北纬20度线以北地区的过程中，约翰逊政府关于停止轰炸越南北方和就越南问题在巴黎进行谈判的一系列重要呼吁活动，主要都是通过苏联政府发起的；而美越之间的各种接触实际也都是通过苏联的斡旋实现的。[2]
事实上，1965年2月美国开始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后，苏联在拟定援越军事计划的同时，真正感兴趣的就是和谈问题。2月16日，柯西金从河内返回莫斯科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向越南和中国提出了1、召开新的国际会议，或五大国、九大国会议，讨论越南问题，美国停止轰炸数周以为会议做准备。2、政治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为：南越中立化；其他国家保证不干涉越南事务；不向整个越南运送武器等建议。[3]柯西金并在就访问越南等国情况发表的演说中强调苏联主张各国“接触”，“在谈判桌上解决印度支那问题”。[4]随后，苏联方面即展开和谈活动，在越南表示反对和中国尚未答复的情况下，于是月23日由其驻法大使向戴高乐递交了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备忘录。法方旋即提出该项建议，旨在由苏、法两国协调努力，通过国际会议实现东南亚的和平。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一面将其绝密的援越军事行动计划的有关内容泄露给西方记者，一面多次与美方进行接触，表示只要美国有意，可以通过苏联打开通往越南的道路。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也从2月下旬以来在讲话中一再表示，“政治途径一直是敞开的”，希望和平解决越南问题，不挫伤第三国的和谈试探。4月7日，约翰逊宣称美国愿意同“有关政府”就实现越南和平进行“无条件的讨论”。7月28日又表示“可以讨论河内的建议”，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参加谈判的问题“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难”，越南的四点主张“可以成为美国和北越谈判的基础”。[5]
1966年1月，在约翰逊政府提出解决越南问题“十四点”计划的次日，苏共中央书记谢列平即奔赴河内，其所担负的主要任务就是说服越南接受美国的和谈建议，只是没有成功。[6]接着，柯西金就同美国副总统汉弗莱和国务卿腊斯克在新德里举行会谈，详细讨论了美国关于政治解决越南冲突的设想和做法。这是勃列日涅夫执掌政权后苏美两国领导人的首次接触，美方认为会谈结果令人鼓舞，美苏关系能够并且应该得到改善。[7]此后，当美国于夏季在越南南方战场发动第二次大反攻时，苏联支持印度政府拿出了在越南实现“和平”的七点建议。[8]10月10日，葛罗米柯和约翰逊在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于白宫举行会谈。约翰逊再次说到他仍准备和北越进行谈判，并且要求苏联帮忙把它的朋友拉上谈判桌。葛罗米柯认为，美国首先应该停止轰炸北越。尽早结束战争的钥匙掌握在美国手中，取决于美国的政策。这次会面双方虽然未就结束越南冲突的条件达成一致意见，但是约翰逊强调说美苏之间需要经常举行高级会谈：“我们会谈的次数越多，对我们大家就越有好处。”[9]
随着美国对越南南方人力、物力的投入和付出愈来愈大，约翰逊急于同越南经谈判结束战争，维系住南越政权。而苏越关系的发展，使美国更加看重苏联作为和谈倡导者和积极斡旋人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希冀其凭借是越南主要盟国和武器供应国的身份，促使河内为实现和平做出必要的让步。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也要竭力避免“陷入越南这片沼泽中”，避免出现对中国和美国两线作战的局面，从而十分强调苏美关系的极端重要性。[10]美苏两国由此就实现越美和谈问题更趋频繁地进行接触。1967年6月23、25日柯西金两次会晤约翰逊时讨论了越南问题。9月29日约翰逊在圣安东尼奥发表讲话，提出新的和谈方案，表示希望与越南进行“导致有成果的讨论”。苏联随即做出配合，在9月到12月第二十二届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开会期间，葛罗米柯反复强调越南问题久而不决的危险性；苏联方面并表示不会反对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的要求美国政府设法让安理会“讨论”越南问题的决议，从而实际上支持由联合国和安理会插手干预越南问题。12月19日，柯西金还在莫斯科同准备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美国密执安州州长罗姆尼就越南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11]
和谈斡旋活动到1968年初形成了紧锣密鼓的气候。1月下旬，柯西金与英国首相威尔逊在莫斯科就越南问题进行会谈，把苏联关于越南问题的态度向其交底。双方并分别派人到东京同佐藤政府商谈。与此同时，柯西金还到新德里同英迪拉·甘地和访印的铁托联络，威尔逊则于其后赶往华盛顿向约翰逊报告同苏方会谈的情况和结果。对于莫斯科的积极配合行为，美国及时予以补偿：建议联合向苏联的盟友印度提供核保护。投桃报李的是，苏联也一再建议美国“听取理智的呼声”，“抓住机会”，下决心“利用”目前存在的“走出（越南战争）死胡同的可能性”，“停炸和谈”。美苏的接触在2月份可以说进入了蜜月的状态：6日，柯西金在莫斯科接见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森。三天后，即授权塔斯社发表声明，以官方身份出面呼吁“停炸和谈”。15、16日，接受指令刚刚返任的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接连两次同腊斯克会商越南问题。同一时间，苏驻英大使拜会访美归来的威尔逊，听取“美国目前对越南问题的态度”。越美巴黎谈判正式开始后，6月4日，约翰逊于葛拉斯堡罗发表演说指出，在美苏关系上取得了“看得见的”“希望和成就”，在“推进两国合作方面”，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比这个时期“更有成果”。[12]
上述美苏之间围绕越南问题进行的交往，不论是双方对越南问题的立场“有深刻的分歧”也好，还是在安排“和谈”方面，约翰逊和柯西金之间的“距离比较小”也好，[13]在中国看来，其密切接触的行为本身就已经构成了某种程度的新的潜在性威胁：这种合作酝酿着进一步反对中国的大阴谋。美苏正联合行动，企图在中国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周围建立一道反革命的“遏制墙”。其间令中国更为敏感的是，美国要加入对印度的核保护、鼓励苏印合作的态度，不啻于进一步加强了印度反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力量。[14]总之，中国领导人认为，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实行半包围政策。现在苏联也在包围中国。除了越南这部分外，包围圈已接近完成。[15]这种态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如果越南让步，抗美斗争半途而废，美苏联合的现实将使中国陷入双重包围之中；而如果苏联掌握了解决越南问题的主导权，使河内愈益倚重莫斯科，其结果依然相同。对国家安全利益的地缘政治反应，事实上成为除革命理念、革命经验外，决定中国此期对越美和谈问题立场，以及将批判和谈活动的重心放在揭露美苏勾结，特别是斥责苏联出卖越南人民利益上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二、中国对苏美和谈活动的应对方针
此期中国对苏美就越南问题进行政治调停活动的因应方针主要为以下两个步骤：
其一，集中揭批苏联并明确部署主要针对苏联的备战。
莫斯科通过斡旋活动与河内和华盛顿的接触，对于中国来说，实际预示了苏联在越南问题上将拥有主要发言权的前景。而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和大部分国家的共产党在响应苏联提出的在援越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的要求时，强调的都是社会主义阵营、大家庭的利益，[16]则造成了仍然以苏联为首的现状。中国不能容许这种局面的发生，故而将斗争的矛头集中在揭露苏联为促成越美和谈同美国的合作，以及这种合作的目的和性质上。如揭露苏联千方百计地为美帝国主义的和谈阴谋服务，是妄想胁迫越南人民放弃抗美救国斗争，听任美国侵略者永远霸占南越；而“在美帝国主义拒绝全部撤退它的侵略军队、加紧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情况下，兜售任何方式的‘和平谈判’只能是出卖越南人民的利益，为美帝国主义效劳。[17]指责苏共领导集团是“美帝国主义的头号帮凶”，因此“绝不能把他们包括在国际反美统一战线之内，更不能同他们搞什么‘联合行动’”，“帮助他们欺骗世界人民，粉饰他们假反帝、真投降，假支持、真出卖，假团结、真分裂的叛徒面目”。“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必须与“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划清界限”，等等。[18]通过这种声势浩大、连续不断的舆论批判宣传，进一步削弱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抵制重新奉苏联为首的呼声，防止苏联把对越问题主导权纳作自己的禁脔。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开始明确做出主要针对苏联的备战部署。1966年3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议上作的报告中提出：一旦有事，“华北可能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华北要作为主战场”。“备战、备荒，具体到华北来说，就是要建立战备体制，首先要改变难南粮北调，不吃‘进口粮’，做到队有余粮，国有储备。”[19]毛泽东则在3月28日接见日共代表团宫本显治等人时又具体谈了他的设想：我们现在准备美国人来打。准备它从东海岸，比方说，上海、广州、青岛、天津这些地方打进来。第二，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我们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以淮河，陇海铁路为界，苏联占领北边，美国占领南边。再就是日本军阀又来打，印度反动派也来打。[20]60年代中期，毛泽东还曾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根据毛的指示，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全国设防重点转到北面，全军要调2/3的工程建筑团到北部设防。[21]中国的军事战略防御重点逐步完成了由南向北的转移。
其二，对美国缓和关系的信号不予理睬并予以严厉驳斥。
美国在越战中寻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政治解决越南问题，鉴于中国坚定地实行援越抗美反对和谈的方针，华盛顿不得不努力地试图在对越政策和对北京政策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谨慎处理对北京的关系，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导致强化北京在越南问题上对美的强硬政策，干扰越美和谈的进程。根据这一思路的指导，美国在约翰逊政府初期就已向中国发出了种种缓和关系的信号。
继1965年放宽允许去中国大陆旅行的美国公民的种类[22]之后，1966年3月16日，美国方面在华沙第129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特意亮出了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要求王国权大使把美国“真诚的保证”转达给北京政府领导人，即一、强调美国对中国没有敌意。说最近中国报刊和领导人，关于美国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打算进攻中国大陆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约翰逊早已讲过，战争不会由美国引起。美国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没有敌意，希望改善中美关系，以便缓和紧张局势和减少恐惧。二、重申通过和谈解决越南问题。希望中国利用它的影响把“斗争”从战场上移到政治舞台上来；称美国愿意在大使级会谈，别的会议或任何一级会议中同中国讨论越南问题并且完全同意回到日内瓦协议上来。三、强调增加中美双边接触。认为先从小问题着手，就有可能解决大问题。除重申允许美国记者、医生、科学家访华外，又提出一系列“小步骤”，诸如中国科学家访美、交换两国气象书刊和资料、允许中国宣传品（如《北京周报》、《中国建设》）在美发行、赔偿美国飞机和轮船给中国方面造成的物质损失等等。美大使还主动同中国大使握手寒暄，邀请吃饭，并在发言时首先对中国发生地震表示同情。刻意制造“和缓”气氛。[23]约翰逊则在7月12日关于亚洲的讲话中申明，“相互敌对的国家之间的和解”是亚洲和平的基础之一。美国的立场是“打开封闭的观念和封闭的社会的最强大的力量是思想、人民和商品的资源流动”。以此透露出某种在最高层次上改变对北京政策的意思。[24]
时隔不久，美国国务院又递交了一项关于放宽美国对共产党中国贸易禁运的动议，试图通过这一行动赋予政府“坚定而灵活”、“遏制而不鼓励”、“和解”等新口号以实际内容和意义，向中国大陆内部那些奋力争取实用主义政策和与外部世界和睦相处政策的分子发出新的、鼓励性信号。[25]为了进一步阐明华盛顿的态度，国务院还特于8月31日电示美驻波兰大使在即将举行的中美第131次会谈中，重申停止中美两国冲突的手段是相互减少敌对态度的意向，表示美国政府会对中方提出的任何建设性建议感兴趣。当讨论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时，美国的研究委员会的提案中甚至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词。此时，美国政府在考虑于局面允许的前提下，继续静悄悄地、周密谨慎地推进尝试缓和关系的计划，包括试图进一步取消对前往共产党中国旅行的护照的限制，表示要将这种措施，以及美国在华沙的努力和对扩大与共产党中国和平关系的兴趣，作为对中国长期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26]
在1966和1967年两年中，华盛顿一方面反复表示不支持台湾反攻大陆的行动计划，强调面对越南问题的局势，美国不寻求和鼓励扩大战争的任何行动。要求蒋介石避免采取给中共发出错误信号的行动，保证赋予解决越南问题以比反攻大陆更为优先的地位。[27]一方面主张静观待变，继续采取谨慎态度，尽可能不在美中接触中注入任何新的特殊因素，包括任何可能被理解为对中共直接或间接威胁的军事行动。针对1967年初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领海的问题，腊斯克指示美驻波大使在美中第133次会谈中，要说明美国政府曾明确指示并警告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尊重中国的领空和领海，否认美机的侵犯行为是有意的；再次保证美国在越军事行动不是针对中国的，美国无意对华采取敌对行动，无意干涉中国内部事务。[28]
美国频频发出的各种和缓美中之间紧张对峙的信号，是建立在避免双方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以保证越美和谈能够实现这一基础上面的，可以说它只是一种消极的权宜之计，并不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将发生质的变化。[29]加之上述的美苏密切接触对中国构成的新的威胁，使得北京只是通过与华盛顿的信息沟通就战争界限问题达成某种默契，对美国不会对中国发动战争这一点基本心中有底，[30]从而安心开展文革运动外，对其示好姿态的基本立场却是：“最近，美国官员纷纷表示要同中国‘和解’，要同中国‘搭桥’，要同中国实行‘和平合作’。美国政府以为它们讲了这么几句漂亮话，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就会被迷惑住了，这完全是痴心妄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七亿中国人民，既不害怕美国的威胁，也不相信美国的谎话。十七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的铁的事实，证明美国政府要‘和缓’中美关系的说法是一文钱也不值的。”[31]
在对美国上述种种表示不予理睬并予以驳斥的同时，中国所做的是大张旗鼓地进行揭批美国“和谈阴谋”的舆论宣传，以及从道义和物质上对越南抗美救国斗争的积极支持和援助。
三、中国对越南和谈意向及让步倾向的反对
在1968年11月以前，中国关于越美对话的指导思想是，“美国对越南的战争，无论是升级或降级，都是侵略战争”。“越南问题的核心”，“决不是什么战争逐步降级的问题，而是美国侵略者立即、全部从越南南方撤出的问题”。“美国政府在战场上所不能得到的东西，它就休想在谈判桌上得到。”[32]不过，中国据此基调所确定的对越美谈判的方针，在和谈调停和开始的两个阶段中，依据越南方面态度的变化和发展而有所不同。
第一，在谈判开始前的越美对话试探期间，中国方面主张，越南可以同美国谈判，但谈判的条件、时机和决定权要掌握在越南手里。[33]此方针的基点在于，时机不到就不应与美国方面谋求接触，尤其不能降格以求。
事实上，越南政府早在1961或1962年就曾探寻过以谈判方式解决与美冲突的途径。即便到1965年初约翰逊将战争升级，河内也没有关死和谈之门。[34]翌年初，美国在越南南方战场发动第一次战略反攻，同时扩大轰炸越南北方，并干扰北越的导弹弹道，使保卫河内的导弹营发射的60%的导弹失去控制和自毁。面对美军现代化的装备技术和新的轰击手段，越南的一些部队感到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此后，随着美国不断向越南南方战场增兵，加强轰炸北方，直至1968年初，越美实际进入一种拉锯战状态，双方的伤亡和损失都很大。越南方面不得不准备在持久战的基础上，争取扭转南方的战争局面，从根本上改变战场上的力量对比。[35]由此，河内不断通过苏联等第三国尝试与美国进行秘密接触。据美国官员统计，1968年以前关于美越和谈的大小试探共达2000余次。[36]
在越美之间断断续续相互试探的过程中，越南政府曾多次发出过让步的信号，如1965年3月22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发表五点宣言，提出只有在美军撤出南越后才能谈判。北越在刊登此宣言时即作了若干改动，暗示只要美国事先保证撤军，谈判就可开始。4月13日，北越政府宣布了关于美国从南越撤军和停止对北越轰炸等解决越南问题的四点立场，并正式解释说：这是“最健全的政治解决的基础”，而不一定是美国必须全盘接受的和平协议的条款。只要美国承认它们为谈判的“基础”，谈判即可开始。翌年1月4日和6月初，北越又通过外交部发表的声明和外长等人的谈话表明了承认四点立场不是越美谈判先决条件的态度；并于是月下旬向印支国际监督委员会代表表示：越南方面不想干预西贡政权的构成问题，也不会提出南越中立化，而且愿意就美国撤军问题讨论一个“合理的日程表”。同时希望预备性会谈通过苏联绝密地进行，以免引起中国的反对。1967年1月28日，越南副总理兼外长阮维桢发表讲话提出，只要停炸就可以和谈。半年后，范文同于7月24日会见衔约翰逊之命到河内调停的法国人R·奥布拉克时再次表示，没有美国官方的正式宣布，只要实际停炸，河内即可接受谈判。以此降低了接受和谈的条件，不再坚持以美军全部撤出为谈判前提的要求。9月29日约翰逊在圣·安东尼奥发表广播讲话，提出停炸、“导致有成果的讨论”的和谈新方案后，越南方面非常感兴趣，认为它同本国政府开始谈判的基本条件十分接近，预示了越美对话已成为可能。故此，当10月北越因美国恢复轰炸越南北方而拒绝这次呼吁和谈的所谓“宾夕法尼亚行动”时，是以一种“模糊”的、“委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立场的，借以作为向美国发出保持巴黎谈判渠道畅通的一个标志。阮维桢并在12月末发表的讲话中指出，当轰炸停止时，“会谈就将开始”。这与一年前他所说的，随着轰炸的停止，“会谈可以开始”相比较，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37]
尽管直到1968年初，越南政府在和谈斡旋活动中最终没有为实现对话而放弃自己的政治目标，但他们所表露的上述和谈意向，以及为此而做出的让步迹象，则一直令中国十分不满。尤其是他们绕开中国请苏联出面做调停人的做法，更加重了北京对河内的反感。中国领导人这时的基本认识是，不打到美国认输，就不可能有和谈。没有战争行动的和谈，谈多少年也不会有结果。由此，中国方面在通过发表谈话、声明阐明自己立场[38]的同时，一方面针对越南对美国停止轰炸行动的关注，启用各种舆论宣传工具，大力揭露批判所谓美国“停炸诱和”、“以炸迫和”的诡计；一面反复向越方强调自己对和谈问题的看法，力行劝阻。
对于河内在战争升级伊始就为政治解决冲突留出余地的倾向，毛泽东于1965年10月20日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即提醒说：“你们和美国谈些什么问题，我还没有留意到。我只注意如何打美国人，怎样把美国人赶出去。到一定的时候也可以谈判。但总是不要把调子降下来，要把调子提得高一点。要准备敌人欺骗你们”。“我们支持你们取得最后的胜利”。“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39]陈毅、周恩来等人也不断告诫越南不要落入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及其同伙设置的圈套之中。苏联插手越南问题，给越南一些武器，是企图取得在越南问题上的发言权，以便同美国进行政治交易，把越南问题纳入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总路线的轨道。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越南人民处在反美斗争第一线，正在为世界革命而流血，是代表世界革命人民的一面大旗，这面旗帜不能折断在敌人设下的圈套里。[40]
这样，进入1966年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更加密切地关注越南南方战场形势的变化，并直接就作战计划等问题向越南领导人提供参考意见，以此排除他们在和谈时机问题上的犹豫及动摇。8月，毛泽东、周恩来在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即与越方共同设想作战方案。毛泽东建议越方在越南最南边的金瓯半岛发展一点主力军，以吸引一部分敌人主力。他指出：经验是打出来的，信心也是打出来的，信心越打越高。你们抓到了规律，主要的经验是你们找到的。从60年到66年，7年了，逐步扩大，从打小胜仗到打较大的胜仗，再到打大胜仗。从很少的几支枪一下发展到了几十万军队。美国为什么要增兵？那还是因为你们的力量厉害。当周恩来谈到中越双方这次设想第一期作战计划两年半，直到1968年底两个旱季时，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一定会打出一个明堂来，主动权已经掌握在你们手里，再有两年半我看情况会起变化。他甚至曾向胡志明提出：我要去打，不仅去北方，而且去南方，走胡志明小道，不一定要死在中国，被美国打死很好。
1967年3月底范文同率党政代表团访华，与中方就越南形势交换意见。在4月7日至11日的会谈中，周恩来表示：越方提出“边打边谈”原则上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战争打到一定程度必须要有所接触。战争是政治斗争发展的最高形式，不可能在战争中没有政治斗争。但同时又阐释了中国对于这时的政治斗争内容的理解，即加强国际宣传，争取同情，削弱和分化敌人，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都是政治斗争。过去这样做了，今后更要这样做。他并告诫说：越南战争要取得最后胜利，不要半途而废。[41]当越美双方在“宾夕法尼亚和谈活动”中的接触失败后，10月5日，毛泽东又对越南人强调指出：你们是在前线，这不是哪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世界人民都看着你们。你们对付的是一个世界第一号的帝国主义。并指点说：正如你们所讲的，最后的胜利要属于你们的。这是有根据的。变成一个持久战就行了。
特别是到1967年末，在毛泽东看来越南的抗美斗争已不是胜还是不胜，或大胜还是小胜的问题，而是最后胜利已经在望；周恩来也认为：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通往最后胜利的道路，已经展现在越南人民面前了。[42]这种关于战争时局的认识，使中国对越南在和谈活动上表现的让步倾向就更不能理解了。12月19日，毛泽东在给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阮友寿的贺电中即明确表明了中国这时对和谈问题的立场：“在我们两国人民坚强的战斗团结面前，美帝国主义的任何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都是注定要失败的。”[43]当1968年初河内决定在发动春季攻势后与美国谈判，迫使其降级战争，从而再次考虑接受美国重新伸来的橄榄枝时，中国驻越大使又致函越南方面说：“你们不能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应该诱敌深入再围而歼之。”[44]
第二，在越美和谈正式启动后，中国方面进一步明确将反对和谈的重点放到了反对投降妥协上。此态度的基点在于，越南不应对美国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使自己丧失谈判桌前的主动权，处于被动地位。
1968年3月31日，约翰逊拒绝威斯特摩兰关于要求再增援20万远征军的建议，通报华盛顿决定将限制美国在越南的活动，停止对越南北方北纬20度线以北领土的轰炸，同意派代表到巴黎与越南方面谈判和宣布不参加连任总统的竞选。4月3日，越南政府即发表声明予以响应，宣布随时准备派代表团与美国代表进行接触，确定美国无条件停炸越南北方和停止其他一切战争行动的问题。5月13日越美巴黎谈判正式开始，至10月15日初步达成协议，河内接受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美国政府和西贡政权在内的四方会议。10月31日约翰逊政府宣布从11月1日晚8时起停止空军、海军、炮兵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和袭击。[45]
此期，尽管中国方面表示同意越南政府分步骤地同美国接触谈判，走一步看一步，但基本认识仍然是和平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不管怎样，也不能从谈判中得到。因此指出：我们觉得你们答应得太快了，太急了。这可能给美国人一个错觉，你们急于要谈。认为：美国、仆从国和伪军三方面现在有100万军队，不打断他们的脊梁骨，或十个指头打断五六个，他不会认输，不会走的。[46]但与前一阶段的态度有所不同的是，中国领导人这时突出批判了越南方面的四个行为，即1、指责河内改变过去以美国无条件停止轰炸越南北方为谈判基础的立场，接受华盛顿部分停止轰炸的建议是一种妥协行为。认为约翰逊3月31日的声明只是一个欺骗性的计划，他只是为了要渡过难关，完全没有打算结束战争；而其宣布不再竞选下届总统的表态，也不过是美国总统大选历史上常用的把戏。越南4月3日声明的结果是帮助约翰逊解决了难题，并给整个形势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甚至将4月4日美国黑人领袖路德·金遇刺的责任也加在了越南的身上，说如果越方的声明晚一两天发表，暗杀事件也许不会发生。2、批评河内放弃自己对谈判地点的选择，在提出的以金边为会晤地点的意见遭到美国拒绝后，没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做了第二次妥协。3、责备河内将抗美斗争“逐步降级”，减少对越南南方的支持，打算只运送武器过去，不再进行人力支援。对此，尽管越南方面解释说是误会，但北京实际已认定河内有此项举措，而且认为这是又一个妥协行为。4、严厉斥责河内接受阮文绍政权作为一方参加和谈的让步等于是承认南越傀儡政权的合法性，因而取消了民族解放阵线作为南方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地位。对于中国来说，越南方面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妥协了四次，尤其第四个妥协行动是最实质性的让步，它使美国帮助其西贡傀儡谋求到合法地位，而却使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丧失了合法性。为此，北京认为河内是在加强敌人的立场，而削弱中国的立场，明确向越方表示：你们在很短的时间里接受了苏联修正主义提出的妥协和投降的建议。所以，中越两党和两国政府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47]
总之，对这一阶段的越美接触，中国批评越南的调子升高了，或者说对越美和谈活动的干预态度加强了。1968年9月2日周恩来在越南庆祝独立二十三周年招待会上公开提出：越南人民只要坚持持久战争，反对投降妥协，就一定能够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48]此言的责备之意已十分明显，在中国方面看来，越南的妥协让步无疑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投降的性质。
中国的种种做法，使越南领导人认为是向他们施加压力，不仅极为困惑，而且十分反感和抵触。他们表示：你们提出的意见是建设性的，我们会认真考虑。但毕竟是我们在与美国战斗并正在打败他们。我们对我们的军事和外交行动负责。在所谓妥协这个问题上，我们要等等看，现实会回答我们。15年来我们已积累了许多经验。让现实来判断。并重提当年日内瓦协议的签署，北越就是因为听了中国的劝告撤走军队，结果让南方人民遭受杀戮。在越南方面看来，每当中国人这样指手划脚时，都非常令人讨厌。[49]
四、毛泽东对越美和谈态度的转变
当越南战争开始进入边打边谈的阶段时，随着中苏边界冲突的加剧，特别是1968年8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使中国切实地感到了来自苏联方面的战争威胁。这样，中国所面临的局面是，一方面，不仅同苏联的关系持续紧张，而且由于美苏以和谈活动为机缘频繁接触，关系明显趋向密切，使得中国又将面对美苏两大国联合起来的更大的压力。一方面，越南对中国的指责已经厌倦，表现出更为强硬的态度，对北京的离异情绪加深。加之文革极左思潮对外交领域的冲击，中国事实上已陷入了某种程度的困境，必须寻找契机予以摆脱。而美国收缩其亚太战略的趋向，以及越美和谈开始，美国停止轰炸越南北方的事实，则已从客观上减轻了对中国南部的威胁。于是，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这种动向，首先从他对越美和谈态度的变化上反映出来。
此时与其他中国领导人不同的是，作为中国外交战略最终决策者的毛泽东，却似乎将他的抗美激情暂时沉寂下来，除了发出一封强调的重点实际在于反对苏联的贺电[50]外，一直没有就越南的让步倾向发表意见。这种状况事实上从某个角度表明，毛泽东在对越美和谈态度的把握上，已经融入了战略考虑的因素。
11月14日，毛泽东在听了周恩来关于与范文同会谈情况的汇报后表示：一切由他们自己做主。接着，他又在11月17日会见范文同时明确提出：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我看不会。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在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嘛！有时是要上些当的，正如你们所说，美国人说话不算数。[51]
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同他在1965至1967年时坚持不能降格以求、防止受欺骗的态度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变化的要点不是在形式上赞成边打边谈，[52]而是从内容上有所突破，其突出反映为两个层次，其一，中国不要再过多干涉越南方面与美国的谈判。其二，越南可以做出让步或妥协，上些当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这种转变的意义在于，它向越南人明确表示北京已决定不插手越美和谈问题，不再反对河内的让步政策，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有了更多的灵活性。如果中国方面发生这种变化的信息能够反馈到美国方面，则不啻于向其下一届总统尼克松发出了信号，使之看到借助中国力量解决越南问题的希望。[53]
11月2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主动向美方提出了于1969年2月20日恢复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议，并在通过新闻广播发布这一消息时提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问题。[54]次日，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又就第135次会谈的会期问题发表谈话说：中国政府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一直坚持两项原则，第一，美国政府保证立即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他的一切武装力量，撤出他在台湾省的一切军事设施；第二，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两国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55]中国这时对美重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问题，真实的意图应是在美国对越战的降级趋势将对中国安全态势产生影响的情况下，进一步试探美国方面在对华政策上的考虑，以切实解决南顾之忧问题，为迈出转变对美政策的步伐做铺垫。事实上，这种姿态确实引起了华盛顿中国问题专家们的反应，根据他们的回忆，中国人公开援引这一“原则”还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第一次。由此做出了初步结论：北京发出了一个准备返回国际舞台的信息。并且开始琢磨，中国的这种姿态是因忧虑中苏关系日益紧张及苏侵捷事件的影响而寻求借助西方建立一种抵销政策呢？还是直接就是对《外交季刊》1967年10月号上尼克松文章中倡议扭转对华关系迹象的直接反应。但不论怎样，在极为复杂而又精深微妙的外交棋局中，中国走了开局的第一着棋。国务卿腊斯克当时就认为美国应该接受中国的建议，只是决定权现在掌握在继任人尼克松的手里。过渡时期尼克松的对外事务代表罗伯特·墨菲获悉这一消息后及时予以通报，尼克松当即指示他要求国务院通知中国人，新政府将欢迎2月份的华沙会议；一俟就职便会采取行动。[56]
继毛泽东通过在和谈问题上态度的变化显示出对美对越关系新的战略思考之后，周恩来于11月30日会见柬埔寨人民革命党负责人时谈到了对帝修反的斗争策略：要讲政策，讲策略，总要有战略部署，也要有灵活的战术，各个击破。一个时期总是要抓住一个主要的敌人和它最忠实的伙伴，集中打击它。要利用它们中间的矛盾，利用它们不同的利害关系。不仅要把全世界一切能团结的革命人民联合起来，包括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而且要利用跟主要敌人有矛盾的力量，作为间接同盟军。[57]这实际已是对毛泽东此时战略考虑的一种诠释。
总之，到1968年11月，中国对越美和谈的指导方针随毛泽东态度的转变而做出了重要的调整。此后，在中美试探性接触，谋求高层会晤，最终实现和解的过程中，双方关系每遇反复，中国都会在越美和谈问题上做出或反对、或赞成的反应，而对越南的道义、物质支持和援助则基本没有大的变化。[58]由于华盛顿在考虑结束越战问题时一开始就希望中国能够影响越南在谈判中让步，故而，从中国方面来说，于思考中美和解与越战之间的关系时，客观上已把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当作了一个重要筹码；而就美国方面言之，事实上也已将北京在此问题上态度的变化看作是中国对越、对美政策的一种不容忽视的动向了。
[1] 关于中国调整对美政策中的越南因素问题，以往的研究较少涉及。最近有关的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牛军：《60年代末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历史背景》、沈志华：《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68-1973）》，载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92-220、221-250页；沈志华、李丹慧：《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71-1973）》，《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第98-116页；Qiang Zhai,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1950-1975,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等。其中牛军的文章就此议题提出了较重要的论点，即中国与北越关系的变化是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对中国来说，援助北越主要是基于国家安全和支援越南民族革命的考虑，只有“和谈”才是真正涉及到双方的战略考虑的关键问题。笔者同意这个观点，但牛文强调的是和谈实现的结果，而笔者这里则侧重于分析、阐释中国领导人对和谈态度的前后变化及其与调整对美政策的关系问题。另外，Zhai书在述说和谈问题时没有涉及中国对和谈态度的变化究竟在哪里等问题。沈文也未落墨于此。
[2] 参见《关于越美接触的情况（1971年9月1日）》，Исдочник（《史料》） No. 1997.1, pp.54-57。
[3] 1965年5月3日吉林省外办《外事工作简报》第二期，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11，卷号25，第82页；1965年4月1日外交部“请审批辟‘中国阻苏援越’谈话提纲的报告”，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11，卷号7，第38页。
[4] 夏义善编：《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5] 参见1965年4月1日外交部“请审批辟‘中国阻苏援越’谈话提纲的报告”，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11，卷号7，第38页；Ilya V. Gaiduk,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Chicago 1996, pp.27、31-32；1965年5月3日吉林省外办《外事工作简报》第二期，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11，卷号25，第81页；1965年8月3日中央转发外交部关于越南问题的“和谈”活动等三个问题的通报，长春市档案馆，全宗1，目录1-18，卷号31，第60、61页。
[6] 参见Gaiduk 前引书，第84页。
[7] 参见1966年2月7日中共中央给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的复信，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01，目录4，卷号501,第25-27页；《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第52页。
[8] 1966年7月12日陈毅在朝鲜驻陈毅在朝鲜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金在淑为庆祝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6，目录1，卷号56,第30-31页。
[9] 阿纳托利·多勃雷宁著、肖敏等译：《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页。
[10] 参见1966年8月23日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局伊瓦舒京给苏共中央的报告，ЦХСД（俄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 5，оп. 58，дд. 262；1969年7月12日苏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与基辛格谈话备忘录，ЦХСД，ф. 5，оп. 61，дд. 558；《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第164、179-180页。
[11] 参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第188、191页；《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第105页；1968年3月18日《人民日报》。
[12] 参见《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第129、130页；《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第194、195页；1968年3月15日、2月5日、6月8日《人民日报》。
[13] 《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105页；1968年3月15日《人民日报》。
[14] 参见 1966年2月7日中共中央给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的复信。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01，目录4，卷号501,第25-27页；1968年2月5日《人民日报》。
[15]1968年4月29日周恩来、康生与范文同的谈话，Odd Arne Westad, Chen Jian, Stein Tønnesson, Nguyen Vu Tung and James G. Hershberg ed.,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1964-1977,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 Working Paper No.22, p.130。
[16] 参见1965年4月吉林省第九次外事工作会议文件之六：《关于当前国际形势中几个主要问题的宣传口径》，长春市档案馆，全宗1，目录1-18，卷号42，第96、94页；1965年12月28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致中共中央函，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01，目录4，卷号501,第32-33页。
[17] 参见1965年5月3日吉林省外办《外事工作简报》第二期，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11，卷号25，第79、80页；1966年1月7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22，卷号45,第7页；1966年7月12日陈毅在朝鲜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金在淑为庆祝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6，目录1，卷号56,第30-31页；1968年3月15日、6月8日《人民日报》等等。
[18] 参见1966年8月12日刘宁一在首都各界欢迎维护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运动光荣传统的各国朋友大会上的讲话，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6，目录1，卷号56，第23页；1966年7月28日周恩来致第12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贺电，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6，目录1，卷号56，第22-23页；1966年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6，目录1，卷号56，第12-13页，等等。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20] 1966年3月28日毛泽东接见日共代表团宫本显治等第一次谈话记录，Masaru Kojima edited, The Record of the Talk between the Japanese Community Party and the Community Party of China, publish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Japanese Community Party at Tokyo,1980, pp.206-210.
[21] 参见刘志男采访有关人士记录。转引自刘志男：《1969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41、42页。
[22] 这项措施使数以万计的美国人符合了去中国的条件，不过只有约300人进行申请并被许可发放护照。见1966年12月1日美国远东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邦迪、法律顾问、安全和领事事务局代局长致腊斯克行动备忘录, FRUS（《美国外交文件集》）,1964-1968, Volume XXX China,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8, pp.471-475。
[23] 1966年4月6日外交部抄发第129次中美会谈情况的通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12，卷号1，第129-132页。
[24] 参见1966年8月4日小詹姆斯·C. 汤姆森致罗斯托备忘录，8月31日美国务院致美驻波兰大使馆电，12月1日邦迪、法律顾问、安全和领事事务局代局长致腊斯克行动备忘录，FRUS,1964-1968, Vol. XXX China, pp.364-366、375-378、471-475。
[25] 1966年8月4日小詹姆斯·C. 汤姆森致罗斯托备忘录，FRUS,1964-1968, Vol. XXX China, pp.364-366。
[26] 1966年11月美国务院致美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电，9月6日阿尔福雷德·詹金斯致罗斯托备忘录，12月1日邦迪、法律顾问、安全和领事事务局代局长致腊斯克行动备忘录，FRUS,1964-1968, Vol. XXX China, pp.375-378、437-440、380-382、471-475。
[27] 参见1966年9-10月腊斯克致美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电，1967年3月16日美国务院致美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电，FRUS,1964-1968, Vol. XXX China，pp.402-403、539-540。
[28] 参见1966年11月9日美国务院致美驻加拿大大使馆电，11月15日、1967年5月29日美国务院致美驻波兰大使馆电，FRUS,1964-1968, Vol. XXX China, pp.420-424、436、575-577。
[29] 1966年12月1日邦迪等人在致腊斯克的行动备忘录中即特别强调：全面放弃对中国大陆的旅行限制可能会被理解为一种更为重大的政治行动，而且被认为是意味着美国对中共态度发生了质的变化。但是我们相信，当前美国在越南的强有力的姿态为我们采取这一步骤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可以避免冒被误解为对共产党侵略立场正在发生变化的危险。参见FRUS,1964-1968, Vol. XXX China, pp.471-475。
[30] 1966年6月初，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罗斯托对多勃雷宁强调说，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已经达成了一种默契：美国不会进攻或轰炸中国大陆，中国起码不会使其军事力量介入越南战争。中国领导层表面上在“大叫大嚷”，实际上“对可能导致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问题却极端谨慎”。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第162页。另，关于中美之间就战争界限问题进行信息沟通的情况和材料，详见李丹慧：《三八线与十七度线——朝战和越战期间中美信息沟通比较研究》一文，载《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
[31] 1966年9月7日王国权大使在131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主要发言，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6，目录1，卷号56，第16-17页。
[32] 1966年9月7日王国权大使在131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主要发言，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6，目录1，卷号56，第29-30页。
[33] 1966年10月5日周恩来在同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会谈时指出：越南问题到一定时候免不了要谈，问题在于条件、时机和决定权在于谁。谈判的决定权在越南。《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74页。
[34] 1965年8月外交部的一个通报中谈道：越南人关于和谈的做法与我们不同。北越从来没有完全将和谈的门关死，这就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制造了机会，助长了他们压北越进行和谈的幻想。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124, 卷号123。转引自Qiang Zhai,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1950-1975,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 p.169。
[35] 参见越南国防部军史研究院编著、廖贤春等译：《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177、183-184、186、191、227、202、194页。
[36] 越美之间尝试接触的情况，详见时殷弘著：《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252页；《多勃雷宁回忆录——信赖》，第177-178页；Robert K. Brigham, "The Search for Peace in Vietnam", prepared fo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and Hong Kong University Conference: "New Evidence o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the Indochina Wars", January 2000, Hong Kong.；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37] 参见《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第245、249-251页；Brigham前引文。
[38]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39-40页。
[39]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72页。
[40] 参见1965年11月30日周恩来与法国外长代表肖维尔的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455页；1965年12月17日陈毅与越南副总理阮维桢会谈记录，12月19日周恩来与阮维桢会谈记录，1966年3月23日周恩来与黎笋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22,
pp.91、92-93；1965年11月9日中央关于印发我党中央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的通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21，卷号135，第5页。
[41]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0-41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43页。
[42] 1967年12月22日毛泽东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的谈话；1967年12月19日周恩来在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7年12月20日。
[4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59页。
[44] Stein Tønnesson, "Le Duan and China 1979, and 1952-79", prepared fo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and Hong Kong University Conference: "New Evidence o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the Indochina Wars", January 2000, Hong Kong.
[45]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1-42页。
[46] 1968年5月7日周恩来接见越南外交部长春水时的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554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33页。
[47] 参见1968年4月13、19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记录，10月17日陈毅与黎德寿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22, pp.123-129,138-140。
[48]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56页。
[49] 参见1968年4月19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记录，10月17日陈毅与黎德寿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22, pp.129,139；Stein Tønnesson 前引文。
[50] 1968年9月1日毛泽东等人发出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三周年的电报，指出：美帝国主义霸占越南南方、分割越南民族的野心是不会改变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在进一步扩大侵越战争的同时，大搞和谈阴谋。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从中配合，力图使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半途而废。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早已成为美帝侵略越南的头号帮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48-549页。
[51] 《周恩来年谱》下卷，第266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80-583页。
[52] 事实上中国领导人此前并不反对越南“边打边谈”的方针。如前所述，1967年4月周恩来就曾表示，越方提出“边打边谈”原则上可以成立。只是中国方面对政治斗争的理解与越方的有所不同，强调的是时机，以及加强国际宣传、争取同情，分化敌人并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而非让步。
[53] 中国领导人后来即曾检讨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自己对形势不理解，对毛主席关于谈判的思想领会不深。越南同志在巴黎会谈，开始我们也不太理解。见1972年3月23日乔冠华关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几个问题的讲话，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号77,第115页。
[54] 关于经毛批准中方主动建议恢复中美会谈的情况，参见宫力：《毛泽东怎样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51页。另据美方材料记载，中国接受了美国建议的1969年2月20日恢复美中会谈的日期，并且提起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中共政策灵活性的新证据。见Alfred
Jenkins to Rostow Memorandum, December 2,1968. 此解密档案材料，因原件馆藏号缺失无法注出。笔者存有原档复印件。
[5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50-451页。
[56] 参见塔德·肖尔茨著、邓辛等译：《和平的幻想——尼克松外交内幕》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8-149页。
[57] 《周恩来年谱》下卷，第267页。
[58] 关于1969-1973年中国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变化情况，笔者已在另一篇尚未发表的文章中有所论述。
作者简介
李丹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大国关学院兼职教授。主攻中苏关系史冷战史。沈志华的夫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