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越在印支战争问题上的战略一致与策略差异 |
|
|
内容提要：在两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中国在全力支持越南抗法抗美斗争的同时，两国在斗争策略上是存在差异的。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中国代表团认为应该采取积极谈判姿态达成停战，为下一步统一国家的斗争建立一个巩固的后方基地。而越南代表团设想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谈判应该“让对方着急”。1967-1968年美国“以炸迫和”时，中国认为应该在给美国以重创后再开始谈判，而越南希望尽快谈判，甚至不与中国协商就开始了与美国的谈判。70年代中越关系出现曲折时，这些策略分歧被赋予了各种解释。但实际上，中越两国在抗美抗法战争的根本战略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分歧只是在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才更有利于民族独立和祖国统一的最终实现。越南民族独立和统一事业的全过程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国对形势分析的准确性和斗争策略建议的可行性。
在两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中国与越南在抗法抗美的根本战略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越南必须反抗法国的殖民统治直到赢得民族独立，越南必须反抗美国的军事干涉直到实现祖国统一。中国为了支持越南民族独立和祖国统一事业，同时也为了改善自己南疆的战略安全环境，在两次印支战争期间向越南提供了总额为203.6845亿元人民币的援助，仅在抗美战争期间就向越南派出32万人的二线部队。这两组数据充分说明了中国与越南在抗法抗美根本战略问题上的一致性。
但是，在怎样争取越南独立与统一的问题上，中国与越南也曾产生过斗争策略上的差异。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中国出于对印支形势“朝鲜化”的忧虑，主张尽一切努力“不使日内瓦会议开得无结果而散”，[1]提出可以在南北停火线的基础上实现停火，以避兔印支战争进一步国际化和复杂化，以便获得一个稳定的北方基地而有利于越南下一步统一祖国的斗争。而越盟则设想能够继续打下去并迅速取得彻底胜利，或至少以“就地停火”的方式、通过停火后全民普选一举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整个印度支那的革命化。1967-1968年，越南在美国的狂轰滥炸下急于开始与美国谈判，苏联也支持越南立即开始与美国谈判，但中国认为如果不在战场上重创美国，谈判桌上是谈不出好结果的。
在中越关系友好的年代里，两国之间的这种策略差异并未影响两国的战略性一致大局。但在70年代后期中越关系因柬埔寨等问题而恶化的特殊背景下，当时的越南政府对这些策略差异作出了功利性的解释，[2]而这些解释又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兴趣。因此，搞清楚当时中越之间策略差异的实际情况，并对这些差异进行合乎逻辑的分析，在学术上不是没有意义的。
1954年印度支那停战的策略问题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开得十分艰难，根本原因是美国对法国和英国施加压力，反对对越盟方面作出任何妥协。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曾“敦促总统通知巴黎，如果法国默认共产党接管印度支那，那将影响它作为三大国之一的地位，”“美国给予法国的援助将自动终止”。［3］但会议也不是没有成功的希望，因为印支战争当事国法国已被八年战争拖得精疲力竭，指望借助日内瓦会议从印支战争的泥潭中“体面”脱身。日内瓦会议在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之前，法国外长皮杜尔就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接触，表示愿意经苏联安排与中国代表团见面，并在会外设法直接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来往。[4]因此，如果中苏越方面采取适当的策略，提出法国可以接受、美国也无法公开反对的停战方案，会议是有可能达成协议的。而这一适当策略的根本点，就是要“造成这样一个国际统一战线，要联合法国、联合英国，联合东南亚国家，联合印度支那成员国，达成印度支那和平，来孤立美国，主要孤立美国主战派。”[5]
中苏越三方在日内瓦会议开幕前曾有原则性的一致意见，即最有利的停战方案是南北停火线的方案，应该努力争取实现这一方案。但在日内瓦会议讨论印支问题的前一天，越盟军队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这时越盟代表团团长范文同便认为，战场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越南可以就地停战、稍加调整、通过普选一举统一全越。但这一方案的风险是双方控制区犬牙交错，普选一旦被对方破坏，南越的游击区和根据地有可能被对方挤掉，北越和中越的根据地又无法在交换中得到加强。在老挝（寮国）问题上，范文同想提出与越南同样解决的方案又怕对方不接受，想搞联合政府又怕己方干部太弱被消化掉，想搞靠近中国和越南的边区方案又怕对方查出边区中有越盟军队，因而顾虑重重、举棋不定。在柬埔寨（高棉）问题上，中苏越三方都认为敌我力量对比相去甚远，政治情况极为复杂，越方虽可先提出区域调整方案，但最后也只能争取政治解决。但这个问题应该怎样向对方提出，范文同心中无数。而西方代表团则坚持老挝、柬埔寨并不存在抗法武装力量，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进人这两个国家的越盟军队撤出，因此老、柬问题必须与越南问题分开解决。[6]
会议在僵持中到了6月中旬。6月12日，法国拉尼埃政府倒台，法国代表团已无心谈判。15日，美国破坏了朝鲜问题的谈判，并决定于16日终止印支问题的谈判。谈判到了关键时刻。6月15日晚上，中苏越代表团紧急磋商关于印度支那谈判的策略问题。周恩来首先分析了形势，提出目前谈判的关键问题在于我方是否承认有越南军队在高棉和寮国，如果坚决不承认，则高棉与寮国问题无法谈下去，而由于高、寮问题的牵连，越南问题也就无法谈下去。在这种僵持的情况下，必须找一条出路。为了使会议继续下去，可以承认有越南军队进入了老挝与柬埔寨两国。周恩来设想的表态口径是：根据我们所得的材料，过去有越南志愿军在高寮作战，有的已经撤出，如果现在还有，我们认为应该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办法办理。这一方案立即得到了莫洛托夫的赞同，范文同经反复考虑后也表示了同意。这样，中苏越三国对16日会议的谈判方针取得了一致意见。至于如何运作，三方商定由周恩来在16日上午向英、法代表团透露新方案主要内容，以防止对方破坏16日下午的会议。三方还对16日下午会议策略作了分工：由周恩来提出关于军事问题的新建议，由范文同提出政治解决的新方案，由莫洛托夫提出关于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新方案。经过这一番周密的部署和分工，在6月16日下午的会议上，会议终于就老挝和柬埔寨问题达成了进一步谈判的协议。谈判渡过了破裂的危机。紧接着，法国组成了新政府，新组阁的孟戴斯一弗朗斯宣布如果在一个月内达不成协议，他的政府将全体辞职。
周恩来看到了孟戴斯一弗朗斯上台蕴含的和平机遇，他提出，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在策略上拉法国一把求得停战”。然而周恩来也感到，越南方面对形势的估计明显偏于乐观，在谈判中要价很高，明知对方不可能接受，又拿不出第二方案。如此拖延下去将导致丧失和平机会。因此，在6月16日协议达成之后，周恩来利用外长会议休会期间，在中越边境的柳州与胡志明、武元甲、黄文欢等越南领导人和罗贵波、韦国清、解方等中国顾问团领导研究谈判策略问题，以便就谈判的指导方针和具体方案作出决策。
柳州会议从7月3日到7月5日，3天之内开了8次会议。［7］周恩来首先提出的问题是，战场力量对比究竟如何？对此武元甲作了全面汇报，结论是：在军事上敌人虽然遭受了失败，但力量尚强，目前敌人总兵力仍然超过我方。在经济方面，主要经济中心均在敌人手中。因此印支战场的变化还不是根本变化。
周恩来紧接着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如果美国不干涉，法国照样增加兵力打下去，我们多久能够取得整个印度支那？对此武元甲、胡志明、韦国清和罗贵波的一致意见是：一下子还打不下来，因为打大仗之前先要修公路，两三年都不一定能打下来，可能要打三至五年。
周恩来心中有底了：战争不能再打下去了，因为一旦美国干涉，越盟不仅未必能战取全越，而且很可能连现有局面也无法保住。周恩来用语气强烈的7个问题提示了分析战与和问题的思路：1、印度支那问题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任务是否有矛盾？答案是没有矛盾，否则就不是国际主义了。2、是用和平可以取得全越南，还是用战争可以取得全越南？答案是从任何方面看，要靠军事取得全越南都是不可能的。3、是用和平能够团结老挝和柬埔寨呢，还是用战争可以团结它们？答案是用和平可以团结它们，而用军事则只有使它们投向美国。4、是用和平可以分化法美呢，还是用军事可以分化它们？答案是用和平可以分化法美。5、是用和平可以分化英美呢，还是用军事可以分化它们？答案是用和平可以分化英美。6、是用和平可以分化南越保大集团内部呢，还是用战争可以分化其内部？答案是用和平可以分化保大集团内部。7、是用和平可以团结东南亚呢，还是用战争可以团结东南亚？答案是用和平可以团结东南亚。反之，如果我们所提方案过高，印度支那不能达成和平，美国则一定会干涉，朝鲜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美国的增援，其增援速度之迅速，出乎意外。如无美国增援，李承晚早就被赶下海去了。现在印度支那又是这样一个问题。周恩来最后强调，不管这是国际任务也好，还是印度支那的任务也好，现在只有一个任务，这就是取得和平，和平取得越南。否则，我们便中了美国之计，在军事上我们将取不到越南，反而比现在更困难，因为美国必然干涉。朝鲜就是一个例子，打个平手，不能取胜。
周恩来的分析使越南党中央领导人对形势有了清醒而现实的了解，胡志明在给柳州会议作总结时，提出要帮助孟戴斯一弗朗斯，利用他在台上的时机达成和平，而在时间上，必须尽快，因为在11月之前美国要选举，对干涉有顾虑，11月以后就不保险了。[8]胡志明认为十六度线方案是可以接受的，“如以十六度线为界，东京湾内部整个将是我们的。”[9]
会议最后作出决议，在划区问题上最后的底牌是：在越南，准备在北纬16度划线，如不可能，拟以9号公路为界；在老挝，要求是上、中、下寮各有一块地区，要力争到上寮、中寮有一块地区，如果不行再议；在柬埔寨，可以要求划集结区，但不能抱希望。［10］关于谈判方针，会议决定：目前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已到了会前双方议定的三周期限的最后一周，鉴于法国的态度积极，我们应采取积极推动的方针，不应消极等待，应主动地提出我方方案。
胡志明已经估计到了越南劳动党内部对柳州会议确定的谈判方案会有不同意见。在柳州会议上作总结时，他曾表示，“劳动党中央的工作是要打通高级于部的思想，还要打通高、寮同志的思想，时间是不长了。”[11]7月15日在越南劳动党六中全会上作报告时，胡志明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分清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分清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他批评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左倾错误”，指出“有些人被不断取得的胜利所陶醉，想不惜一切代价战斗到底。他们醉心于军事斗争，忽略外交斗争，提出了敌人不可能接受的条件”。[12]
胡志明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于7月5日急电留在日内瓦谈判的范文同，要求他按上述方针进行谈判。但范文同显然对柳州会议确定的谈判方针和划区方案有抵触情绪，从7月5日接到命令到7月12日下午周恩来返回日内瓦，整整七天，他任凭时间一天天接近孟戴斯--弗朗斯辞职的最后期限，却不采取任何积极措施按规定的谈判方针向对方提出新方案。周恩来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联想到美英法三国外长第二天下午将在巴黎举行会谈，感到谈判的又一个关键时刻来到了，如果不能在这个时候促使谈判有所进展，杜勒斯很可能在巴黎迫使英法同意结束会议，而主和的孟戴斯一弗朗斯一旦下台，和平的机会也就不可挽救地失去了。
周恩来决定以中苏越三党中央共同的意见来与范文同交谈。7月12日晚，周恩来与范文同长谈到凌晨，向范文同详细介绍了柳州会议讨论的情况及结论，并特别指出：如果战争继续，美国的干涉终究是不能避免的，先前朝鲜战争爆发后，朝鲜步步胜利直逼釜山，当时中国就曾提醒过朝鲜考虑美国武装干涉问题，但没有引起重视。果然不久之后美国的武装干涉来了，美国一直迫到鸭绿江边，中国出动了一百多万志愿军，只做到把他们驱逐到38线就胶着下来。现在越南还没有出现直逼釜山的局面。因此，继续战争并不是有利的，因为我方不但未必能战取全越，还可能丧失现在已经解放的土地。针对越南南北划线方案是否有利的问题，周恩来指出，这样的方案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可以有连成一片的领土，虽然只有全部领土的大半，但比目前的情况要好得多，有1200万人口（南方只有900万），有首都、有海港，可以进行交通建设、发展经济，进可以通过普选完成全国统一，退可暂在16度线以北地区进行和平民主建设。国际形势变化无常，停战后普选可能实现，也可能无限期被拖延，可能掌握到自己手里还是要先抓到手更为妥当。周恩来分析，如果我们提出保留16度线以南越南中部的解放区，则对方必然提出保留在红河三角洲的控制区，这样河内、海防等大城市便无法调整过来，这样的局面对我们是不利的。
要南北调整，就要把军队从南方的一些老解放区撤到北方，这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周恩来向范文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作战时体会：为了争取全部利益，有时不得不牺牲局部利益，为了取得长远利益，有时不得不牺牲眼前利益。周恩来特别举出了新四军延误北撤而在皖南事变中遭受重大损失的教训，以及日本投降后，中共有计划地把苏南和东江的部队北撤到苏北和山东，保存了易被摧毁的部队，有利于后来继续进行解放战争的经验。周恩来特别强调，当时中共的撤军并不是交换地区，如果国民党肯以北京、天津交换，或以东北交换，当时党内一定都会赞成作更大的撤退，甚至可以完全撤出苏北。
彻夜长谈终于使范文同认识到了采取积极谈判方针的必要性。周恩来于是建议范文同于第二天孟戴斯--弗朗斯回巴黎之前拜会他，向他提出新方案，使他有资本顶住杜勒斯破坏会议的压力。第二天，周恩来在范文同之前会见了孟戴斯--弗朗斯，向他表示：目前，法越双方都应再作些努力，互相让步，求得达成协议。并两度强调，“如果法国肯前进一步，越南是愿以更大的一步来迎接法国的让步的”。[13]紧接着，周恩来又会见了艾登，向他介绍了中越柳州会谈的情况。［14］孟戴斯--弗朗斯在拜会周恩来之后，随即拜访了范文同，范文同向他提出了以北纬16度线划分临时分界线的越方新方案。由于孟戴斯--弗朗斯获知了这一新方案、对达成协议有了把握，所以杜勒斯终于未能在巴黎说服英法结束会议。
最后，日内瓦会议在法国完全承认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民族权利的前提下达成了协议，法国放弃了以18度线划界的要求，双方协议以17度线以南、9号公路以北十几公里的六滨河为越南的军事分界线。越南虽然暂时被分成了两块，但却因此避免了战争扩大美国以联合国名义介入并形成东西方大战后军事分界线固化的局面，使越南后来能够在中国的帮助下，在其它西方国家不参与的情况下，集中与美国作战并最后赢得了战争，进而统一了祖国。
越南战争与朝鲜战争的对比，给周恩来关于“在一定情况下，放弃倒是获得，而不放弃反而是损失”的思想提供了最好的例证。朝鲜战争没有在最有利的时机停止，结果北朝鲜不但未能控制更多的国土，朝鲜半岛反而直到目前仍处于分裂状态。印度支那战争在战场形势最有利时成达停战，虽然只是按低方案实现停火，但越南却已在1975年实现了祖国统一。历史的结论是：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的策略实质性地促进了越南民族独立和祖国统一事业的进程。
抗美战争中越南与美国谈判策略问题
日内瓦会议以后，中越与美国在越南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根本原因是中越与美国在越南寻求的目标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中越方在日内瓦同意停火，目的是为了有利于下一步统一越南的斗争，而美国在越南寻求的目的是，在不可能将南方的政治制度强加给北方时，则必须保证南方不被北方统一，也就是说要长期维持越南南北分裂的局面。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日内瓦会议前就向总统提出政策文件，建议“如果法国通过谈判取得一项不能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美国应该考虑自己同印度支那国家一道把这场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美国的目标应该是非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不可”。[15]日内瓦会议刚一结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又提出报告，规定美国在越南的目标是“维持一个友好的非共产党的南越”，“防止共产党通过越南全国选举获得胜利”。[16]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两个小组于1954年8月就秘密进人越南，专门从事针对北方的破坏和心理战活动。[17]从这时起，美国实际上已经直接介入了越南，此后美国的介入逐步升级直到1961年开始的“特种战争”，进而策划导致1964年8月的北部湾事件的“34A行动”，[18]最终于1965年3月直接派正规部队进人南越。
中国一直密切关注美国对越南的干涉，并与越南随时磋商将共同采取的措施。日内瓦会议结束后的最初几年，中国帮助越南迅速恢复经济，增强实力。1958年夏，越南劳动党中央给中共中央送来了《关于新阶段越南基本任务的意见》和《关于统一斗争路线和南方革命路线的若干意见》两份文件，征求中共中央意见。中共中央认真研究后，向越南提出了书面意见，提出，在北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越南革命“最根本、最首要和最迫切的任务”，至于南方的任务，是“实现民族民主革命，但在目前不可能实现革命的变革，而只能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联系群众，等待时机的方针”，“但形势会变化的，有利于统一越南的时机一定会到来，到了那时，越南南方便可通过这样那样的形式取得解放，而越南的统一就一定能实现。”[19]中共中央在这里其实表明了希望越南等待时机、以免欲速则不达的意见。但河内对于统一越南的心情显然比中国领导人急迫得多。1960年5月，越南领导人先后在河内、北京再次与中国领导人商谈南越斗争方针问题。此次会谈，中国对越南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表示了更为积极的态度，提出了“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政治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意见，指出“在城市里，一般地是搞政治斗争，但最后要搞垮美吴集团，没有武装力量不行；南越农村有广泛的群众运动，有武装斗争，但武装斗争中也有政治斗争。”[20]
1961年5月美国派出“特种部队”到南越进行“特种战争”后，中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表示无条件支持越南抗美。1965年3月，美国地面部队进人南越后，中越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国援越部队进人越南协助作战的有关协定。[21]中国政府声明：中国人民“时刻准备着，当南越人民需要的时候，派出自己的人员，同南越人民一道，共同战斗”。同时中国政府通过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传去了四点立场：1、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2、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那就是，如果亚洲、非洲或世界上任何国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定是要给予支持和援助的。如果由于这种正义行动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反抗，战斗到底；3、中国是作了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它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原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将进得来，出不去；4、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22]这些事实表明，中国在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战争之初，便做好了承担最大民族牺牲的准备，毫无保留地支持越南。
但是，在何时开始与美国进行谈判的问题上，中国与越南却有策略上的分歧。1965年3月，美国总统约翰逊在下令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岘港时，同时发表声明，称愿意“和平解决越南问题”，只要越南同意“无条件进行谈判”，美国可以暂停轰炸北越。美国国防部在制定空袭北越的行动计划时，已经考虑了谈判问题，即“（开始行动日）要求召开讨论越南问题的会议（并提到联合国去）”，但“必须要清楚说明：对北方的袭击将要继续下去，直到（a）南方的恐怖活动、武装袭击和对绥靖工作的武装抵抗停止，（b）在北方以外的通讯网上的通讯要完全用明码进行”。五角大楼的报告撰写者自己毫不隐讳地指出，在这里，“谈判的定义是要对方无条件投降”。[23]显然，美国此时提出谈判不过是为了追求舆论效应。
对于“无条件谈判”，中、苏、越都持反对态度。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开始谈判，三国的态度却不尽相同。苏联主张只要美国停止轰炸北方，就可以开始谈判，这与美国要求的“只要同意无条件谈判，就可以暂停轰炸北方”大同小异。而中国认为，如果不在军事上给美国以有力的打击，谈判就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因此主张在谈判问题上要价应该高一些，应该提出只有在美国停止轰炸且将地面部队撤出南越的情况下才能开始谈判。周恩来说：“根据中国的经验，不把美国打到认输时，就不会有和平和和平谈判”。[24]当时越南领导层内部在谈判问题上意见不统一，但认为谈判时机不成熟、主张打下去的意见当时还是占主导地位。
随着美国对北越狂轰滥炸的升级，越南损失惨重，越南领导层内部主张谈判的意见开始上升。但中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同意与美国谈判，有可能起到鼓励美国气焰的作用。因此，当1965年10月，越南总理范文同访华，提出现在可以进入“边打边谈”阶段时，周恩来明确表示：我们不反对战争打到一定时候，在有利条件下、于有利的时机进行和平谈判，但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条件也不具备，美国还没有被打得认输，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是相互配合的，在一定的时候采取一个政治攻势，提出一定的要求，这是必要的，但应提出高姿态的要求，现在最重要的是美国从南越撤军，承认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是南越人民的合法代表。1967年1月27日，越南劳动党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春水通知中共中央，越南党中央十三中全会确定要主动表示：“如果美国接受并且真正停炸，并要求同越南进行会谈，越可接受，但南方将继续打。”通知中国的第二天，越南即公布了这一声明。实际上这不是在与中国磋商，而是将已经作出的决定通告于中方。中方对当时谈判能否取得效果持怀疑态度，因此没有在自己的报纸上公布这一消息。1967年3月周恩来在与范文同、武元甲会谈时表示：“边打边谈”的原则是可行的，因为战争进行到一定的程度必须要有接触；但是政治外交斗争必须采取高姿态，否则对自己有害而无利。周恩来引用中国成语说：“行路百里半九十”，最后一段最艰难，希望你们坚持下去，度过难关，赢得最后胜利。[25]周恩来的话说得很婉转，但对此时谈判能否有结果的怀疑态度已经很明显。果然，美国在与越南的谈判中要价很高，双方未能达成任何协议。形势的发展证明了中方的估计：不在战场上给对方以重创，谈判桌上是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中国政府1967年底对越南形势的分析是：美国在越南已经是强弩之末，它在南越已增兵至56万，动用了其近二分之一的陆军、四分之一的海军和五分之一的空军，这几乎已经达到了美国能动用的兵力的极限，因为美国不能只要越南，而不顾世界其它地方；它“以炸迫和”的轰炸已经升级到离中国边界只有几公里的地方，如果它再升级，就只有直接轰炸中国，或使用原子弹。这两点美国都不敢做，因此轰炸也到了极限。[26]此时越南只要打下去，就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1967年12月22日，毛泽东对越南南方解放阵线驻华代表团团长阮文广说：现在的问题是最后胜利的问题，而不是胜利还是不胜利，或者大胜利还是小胜利的问题。同时，毛泽东在给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阮友寿的贺电中提出了：“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的名言，并指出：“在两国人民坚强的战斗团结面前，美帝国主义的任何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这里所说的“政治欺骗”，显然是指美国“以炸迫谈”的策略。从这里面已经能够明显感到中越之间在谈判策略上的分歧。
然而，越方对1968年美国谈判呼吁的处理，更出乎中国的意料之外。1968年3月31日，美国总统约翰逊通过电视讲话宣布愿意停止轰炸，同越南谈判。4月3日，越南作出回应，宣布愿意随时派出代表同美国代表接触，确定美国无条件停止轰炸北方和其它一切战争行动问题。以便开始双方对话。5月2日范文同宣布将在巴黎开始越美会晤，10日以后开始“正式对话”。越方只是在宣布这一决定前两个小时通知了中国。中国认为此时开始谈判只能有利于美国取得喘息时间、减轻困难，是美国苏联联手“停炸诱和”的骗局，因此没有报道这一消息，也没有转载越南声明。同时，《人民日报》发表观察员文章，表示中国坚决支持越南抗战到底。
越南与美国于1968年5月在巴黎开始的谈判进展非常不顺利，多轮谈判后仍无任何结果。在此情况下，1968年11月范文同率团访华，再次强调“越南一定要坚决打下去，直到最后胜利”，“谈判”是为了作掩护，越南的方针是“又打又谈”。毛泽东在会见范文同时表示支持越南“又打又谈”的方针，并分析了美国的困境，指出在战争打了几年后，就不要单看到自己的困难，还应该看到敌人的困难，要打下去。
直到1969年，尼克松以“尽早结束越南战争”为竞选口号之一当选美国总统后，越南“又打又谈”的方针才真正有了取得成功的可能。1970年周恩来三次会见越南谈判代表，与他们共同研究越美巴黎谈判问题，周恩来表示：现在战场形势有了好转，看来有取得进展的可能，中国支持越南在谈判中提出的解决方案。同时，在此后重新开始的中美接触中，周恩来多次敦促美国从印度支那撤军，让印度支那各国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周恩来明确表示，只要战争不停止，中国就将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向尼克松表示，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关键是美国撤军，如果美国不撤军，战争继续，中国就将继续支持越南人民，中国只有支持越南人民的义务，而没有代表他们进行谈判的权利。1972年6月，基辛格再次访华，周恩来以中国成语“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告诫基辛格，一味以武力解决问题是没有出路的，战争越拖延，美国将越被动。1972年底，周恩来会见再次来华的越南谈判代表黎德寿，分析了战场和谈判桌上的形势，指出：尼克松当前面临着许多国际和国内的困难问题，又想连任下一届总统，看样子美国是真的要从越南脱身了，因此越南在同美国谈判中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有必要的灵活性，要让美国人先走掉，对尼克松不给一点面子就难以达成协议，就会失去机会。周恩来建议越南先让美国肯定撤军时间，并要它保证不再重返，至于组建临时联合政府问题，则可以松散一点，含糊一点，这样就有可能达成协议。果然，黎德寿此次前往巴黎谈判取得了突破，于1973年1月与美国达成了停战协议，美国在协议签字后60天内全部撤出了越南，并且不再坚持要越南北方的部队撤出南方。美国撤军后，越南人民继续进行统一祖国的斗争，1975年4月，越南南方解放，越南实现了祖国统一。美国对越政策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在考察了中越在印度支那战争的策略分歧问题后，这样的结论应该是能够成立的：在越南祖国统一问题上，中国1954年主张适时停战，避免了因越南战争国际化而形成朝鲜的分裂固化局面；1967-1968年主张在给美国以重创后再寻求谈判解决，同时大力援助越南抗美战争，增强了越南与美国谈判的地位；1972年主张抓住时机适当灵活促成美军从越南完全撤退并承诺不再返回，为越南解放南方创造了条件。越南民族独立和统一祖国斗争的全过程充分证明中国对形势分析的准确性和斗争策略建议的恰当性。这是中国对越南祖国统一事业所作的除了大量物资和人力援助外的又一个实质性贡献。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56页。
[2]当时的越南政府对此的解释集中反映在1979年越南外交部发表的《30年中越关系的真相》白皮书中。
[3]《关于美国国防部侵越秘密报告材料汇编》（上）（M），生活·读书·新知叁联书店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翻译出版，第7页。
[4]周恩来致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央电，1954年4月28日。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
[5]周恩来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57次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54年7月8日。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
[6]周恩来致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央电，1954年5月30日。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一1976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页。
[7][1O]同[1]，第394页。
[8]柳州中越会议记录（第5次会议），1954年7月4日。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页。
[9]柳州中越会议记录（第6次会议），1954年7月5日。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页。
[11]柳州中越会议记录（第7次会议），1954年7月5日。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页。
[12]Gareth Porter（ed），Vietnam：the Definitive documentation of Human Decision，Vol．I，Stanfordville，N．Y.，EarlM．Colemen Enterprises，1979，PP．632－637．
[13]周恩来致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央电，1954年7月14日（第一电）。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页。另见Francois Joyaux，la Chine et le reglement du premier conflit d'IndoChile，Geneve，1954．Paris，Publication de la Sorbonne，1979，PP．276－277．
[14]同[l]，第398页。
[15]同[l]，第13页。
[16]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54年8月8日会议报告，引自（关于美国国防部侵越秘密报告材料汇编》（上）〔M），生活·读书·新知叁联书店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翻译出版，第4页。
[17]根据美国驻西贡军事代表团就“兰斯代尔小组”和“豪小组”1954 1955年在越秘密活动的报告，这两个小组出色地完成了污染北方公共汽车公司的油库，以便逐渐损坏公共汽车发动机，并采取行动以达到以后破坏铁路的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将八吨半军需物资运交这些行动小组，包括谍报人员无线电机14台，卡宾枪300支，子弹9万发，手枪50支及子弹1万发，炸药300磅等。引自《关于美国国防部侵越秘密报告材料汇编》（上）〔M），生活·读书·新知叁联书店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翻译出版，第77页。
[18]“34A行动”是五角大楼“关于对北越国采取隐蔽军事行动的一项精心制定的计划”，该计划从1964年2月1日开始实施。正是该行动计划范围内的对北越采取的军事行动引发了“北部湾事件”。
[19]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
[20]同上，第67页。
[21]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
[22]见1965年5月10日《人民日报》。
[23]同[19]，第291页。
[24]谢益显：《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
[25]同[21]，第40页。
[26]同[21]，第41页。 |
|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4-7-2 12:33:22 |
|
|
上一篇文章： 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方针及其变化（1965-1968）
下一篇文章： 中国军队与越南军队的比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