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抗美援朝的话题又达到一个高潮。前年10月，我国举行了志愿军兼朝中联军司令员彭德怀元帅诞辰百年暨志愿军归国40周年的纪念活动，关于抗美援朝的议论在此前后骤然增多，其中包括有争议的观点；明年(2000年)将纪念这场战争爆发50周年，有关的活动和讨论无疑更加系统。今年虽然没有任何直接相关的纪念日，国际环境的剧变却使得抗美援朝这一历史事件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现实含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野蛮轰炸南斯拉夫和中国驻南使馆招致我们举国愤慨，因而半个世纪前的中美军事冲突成了中华民族反抗强权的象征。除此之外，本文以为还有一层更深刻的题中应有之义尚需进一步挖掘，那就是抗美援朝关系到新中国的安危存亡。出于历史的原因，这一点还有待社会的充分认识。假如在建国50年大庆之际不能及时地予以弥补，将留下一个不大不小的缺憾。同时，我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安全环境、尤其地缘环境有着相当程度的延续性，在美国称霸世界的意图暴露无遗、并步步进逼中国的今天，进一步总结抗美援朝的历史经验也会给现实乃至未来带来有益的启示。出于这样一种强烈的关切，本文才试图以国际关系、军事学、战略学外行的身份，根据政治和历史的常识，专门从“保家卫国”、即国家安全的视角探讨抗美援朝的价值，以期为今后有关专家的深入研究作一点铺垫。

　　一、基本思路

　　由于挽救了危在旦夕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朝鲜，以区别于韩国或南朝鲜)，并支持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抗美援朝的国际意义历来为国内外所公认。然而这场战争究竟是否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几十年来却争议不绝。美军越过三八线以后，国内以高岗、林彪等中央领导人为代表的一派意见就坚决反对出兵援朝，在他们看来：中国历经数十年战乱的破坏，需要时间来恢复经济；“联合国军”陆、海、空三军的装备水平占绝对优势，我军参战必须有起码三、四倍于对方(即绝对的数量优势---作者注)的装甲兵和炮兵以及空中掩护，而这些条件我国根本不具备；朝鲜不过相当于中国一个省那么大，让它亡几年无关大局。所以出兵援朝是惹祸上门，引火烧身。(1)林彪为此而称病去苏联疗养，推托志愿军司令员的职务任命。他们认为此战中国可打可不打，主要顾虑打不嬴而不一定不该打，因而在志愿军旗开得胜后便无声无息了。

　　九十年代以来，这个话题再度活跃起来。在七、八年前，本人曾亲自听到访华的美国学者发表一种“抗美援朝得不偿失论”，其中有一条近似三段论的基本思路：美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准备作出外交承认，可惜没有得到中方的及时回应；美国干涉朝鲜战争旨在解决朝鲜问题，对中国仍然没有敌意；假如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当观众的话，完全可以与美国发展关系，抓住对外开放和国家发展的历史机遇。所以，为挽救朝鲜而进行抗美援朝得不偿失，给中国带来一场长期的灾难。一言以毕之，“为中国着想”，抗美援朝无论胜负都不值得一打。主客双方就此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记得客方质问：“美国一统朝鲜有什么不好？”主方一位青年教师用英语反问：“你们干脆打过鸭绿江，连中国一齐统一，岂不更好？！”客方无言以对。当时，在场的东道主们觉得双方的立场、观点不同不足为奇，因而不大介意，只不过反感对方有些混不讲理的作风。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的观点在国际上颇有市场，而且逐渐开始进入国内。在近两年的私下接触中，我多次遇到不同职业的人士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怀疑抗美援朝是否符合国家利益。这就不能不认真对待了，要知道对于中美双方来说，朝鲜战争的经验都确立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冲突反应模式，半个世纪以来始终牵动着现实的安全利益。而半个世纪以来不只一次出现争议，表明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科索沃危机、尤其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遭受轰炸以来，国内群情激忿，上述疑问也突然消失。应该说，群众的热忱提供了一种有利的气氛，然而真正服人还离不开理性思考。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一度隐没的问题可能再次浮出水面，给国家的安全决策造成障碍。 　　所以本文刻意尝试探讨“保家卫国”的内涵，回应有关的争议，从国家安全的视角评价抗美援朝。侧重点置于以前没有充分展开的一个问题：让美国在朝鲜为所欲为，对于我国的安全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相信，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对抗美援朝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文章的结构同样以三段论式为基础，我认为无论观点如何，这样的布局都基本对应特定历史事件自身的三个主要演化阶段，即朝鲜战争及其前因后果。因此本文围绕我国的安全利益，将内容主要分为“战前的美国对华政策”、“朝鲜战争与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参战的潜在威胁”三大部分，分别考察朝鲜战争的历史根源、美国参战行动的意图和性质、我国安全所面临的危险，最后就抗美援朝的评价问题，以适当的方法作出自己的结论。中国和美国是朝鲜战场上的两个主角，两国的利益及政策互动自然成为战争及本文的主线。

　　二、战前的美国对华政策

　　正确解读战前的美国对华政策──朝鲜战争的主要背景，对于判断这场战争的性质及其后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众所周知，从我们建国到朝鲜内战爆发的9个月期间，美国始终没有给予外交承认。然而近年来开放的许多信息又显示，美国政府(2)在当时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动向，诸如：在解放战争末期，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国家驻华使馆随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后，美国使馆仍留在南京，等待与新中国政府建立联系；美国政府向我国政府表示，愿意提供一定数量的经济援助；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国务卿曾考虑过承认中国，并于1950年1月5日同一天先后声明，继《波茨坦公告》之后再次确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宣布不准备武力干预中国局势……等等。如何解释这种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呢？国内外众说纷纭。我认为美国政府的某些积极动向作为史实得到多方的援用，可以姑且相信其可靠性，然而它们全属于政府的表面姿态，远不足以说明政策的实际含义。须知欧美的教科书至今仍常用一句名言作为外交的非正式定义──“到海外为祖国的利益而撒谎”，因而把保密当作外交的第一要诀。平心而论，我认为那句名言未免夸张，但它也多少符合外交领域的一个普遍特征──虚虚实实。因此本文遵循政策分析的一般方法，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对象、利益基础和目标由里及表地逐一推敲，力求揭示钱币的另一面。 　　1、美国对华政策的对象──中国对美政策

　　新中国诞生于冷战年代，包括对美政策在内的整个中国对外政策体系受到这种国际大环境的有力制约。当时两大阵营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对抗，都把意识形态因素当作对外交往的首要原则，我国也不例外。中央政府相应地制订了对外交往的三大基本方针：一、“另起炉灶”，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的新基础上与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二、“一边倒”，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将发展与“兄弟”国家的关系置于首位；三、“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先清除帝国主义国家的特权、势力和影响，不急于同它们建交。(3)三大基本方针在执行过程中走得更远，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界人士大部分被轰走，与之打过交道的中国人则沾上了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嫌疑。在三大基本方针所指导的对外政策体系里，对苏和对美政策形成突出的两极。1950年2月签订《中苏互助友好同盟条约》后，两国正式结盟。与此同时，美国作为前国民政府的主要国际支持者和资本主义阵营的领袖则首当其冲，成为反西方政策的头号目标。

　　上述不利于发展中美关系的环境因素无需否认，不过应该加以分析而不能满足于单纯的描述。从道义上讲，一个受了西方列强一百多年摧残的民族作出某些过激反应在所难免，无可厚非。从历史环境看，同苏联结盟也符合当时的民族利益。我们家底太薄，亟需外国援助来启动工业化和防务建设，包括大规模的技术转让，以及大量的武器装备以对付频繁袭击大陆并准备反攻的国民党、迟早要重新武装的日本、驻越法军等等，且不论占领日本的美军。惟有发展模式与我相同的苏联满足了这个最低要求，帮助我们在十年内就为自己的工业体系和防务体系(包括核武器)打下了基础。反之，强大的近邻苏联一旦闹翻，则比远邻美国更危险。从一般政治和地缘政治两个角度来看，中国都是冷战“边界”上的唯一大国，具有改变世界权力平衡的关键作用，从而陷入两大阵营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之中，成了它们的必争之地。假如我们不顾自身的处境和条件而盲目模仿瑞士、印度、南斯拉夫等中立国，轻则丧失任何一方的援助，重则腹背受敌，遭到双方的挤压乃至合击。(4)例如在六十年代，美苏都曾制订了对华核打击的计划，甚至出现过两超合谋对我实施核轰炸的惊险动向。今日南斯拉夫的悲剧证明，中立有时也会“挡道”得罪人的。以我们在建国初期的综合实力而论，象六十年代那样同时对抗两超、象七十年代那样联美抗苏或者象改革开放后那样完全独立自主，都为时过早，而只能象抗战时期那样集中力量(包括盟国的联合力量)对付主要威胁。(5)

　　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的成功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我们从来不象东德、捷克之类卫星国那样完全听命于苏联，我方实际上不存在与其他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的实质性障隘。1950年初，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英国、荷兰等北欧和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承认了中国，经过或长或短的谈判后分别建立了(包括代办级在内的)外交关系。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历来极其重视中美关系，1949年6月建国前夕还邀请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访，是美国政府未予接受。我方从不存在拒绝承认美国的问题，从未关死两国交往的大门。从我们建国到朝鲜战争之间的9个月内，只要美国真有诚意，任何它人都不足以阻止它承认中国。所以不管美国政府如何辩白，两国关系中主要的实质性障碍只能到他们自己身上去找。

　　2、美国对华政策的利益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仍坚持维护“在华利益”，即在华特权。艾奇逊国务卿曾代表美国政府为承认中国而提出“三项准则”：“一、该政府事实上控制了领土和国家机构并能维持公共秩序；二、该政府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其在国际上的义务；三、该政府的统治为其人民所普遍默认”。(6)其中第一、三两条只要双方愿意，就可以灵活解释，达成共识。关键在于第二条“准则”中“国际义务”的概念，在当时包括以前各届中国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允许它们在中国享受一系列治外法权，其中也有美国的一份“在华利益”，它们纯属强加给国际社会的帝国主义“惯例”。而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所有掠夺性条约，与各国建立平等的新关系。在这方面，双方的不同原则直接冲突，没有妥协的余地。

　　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国的偏执不在我们之下，对国家关系的影响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与它资本主义领头羊的身份有关，而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美国意识形态“一致性”的政治传统。在英、法、荷等西方民主国家，除法西斯分子以外，持其他信仰的人都可以合法地表达见解。唯独美国仅能听到资本主义的声音，只不过有不同的调门，即尊重“异端”而仇视“异教”，对内宽容而对外偏狭，思想统一的程度甚至超过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发展中国家。当然美国不是法西斯，还不至于以恐怖手段镇压不同政见，而是建立一种外松内紧的控制机制。宪法承认言论自由，但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极端”事实上无法公开发言与活动，此类移民则不得入境。出于内政的需要，美国在国际上一向不愿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近两年来，克林顿政府仍反复强调要建立一个整齐划一而不是千差万别的国际社会。外国人往往不相信，世界上成分最复杂、个人自由最突出的社会，怎么会推行半专制政治？其实两者恰恰彼此平衡，成分复杂的社会往往结构脆弱，具有巨大的离心力和潜在的爆炸性，反而必须保持起码的“一致性”。(7)由于美国只经历过一种意识形态，这个民族在政治上极其无知而武断，其他意识形态在他们看来都近乎原罪。无论如何，意识形态“一致性”早已成为他们不可侵犯的国家利益。所以在这个共产主义最不成气候的国度，反共态度却狂热得出奇，仿佛唐吉柯德在与风车搏斗。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国会里的保守派就为支持半资本主义的台湾而向杜鲁门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此外不能忽略，苏联与美中两国都有决定性的利害关系，成了中美利益互动中一个关键性的变量。两超在整个冷战时期始终水火不相容，制度之争和国家利益之争在其中紧密交织，否则无法解释苏联解体后，美国为什么还要通过北约东括排挤资本主义的俄罗斯。由于两超于四十年代先后掌握了核武器，双方的较量已经开始具备生死搏斗的意义，压倒并支配了所有其他利益。辽阔的幅员和敏感的战略位置，使我国对美苏双方的力量消长作用非轻，心理上的影响则更大。而近代以来，国力的一落千丈和历届旧政府的腐败无能又令人侧目，抗美援朝前夕，麦克阿瑟将军的狂妄冒进和斯大林元帅的悲观退缩反映出一般国际人士对中国人的轻视。因此两超均不愿理解、更谈不上尊重我们的民族利益和独立自主的意志，而以非此即彼、非友即敌的两分法看待中国的一举一动。这就形成了潜在的利益冲突，随着我们逐步倒向苏联，得罪美国是不可避免的。 　　总而言之，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国际事务诸方面的利益差别十分显著，在严酷的冷战环境下不可能沟通、协调，对共同利益达不成足够的共识，因此美国政府的回旋余地就极其有限了。中美民间社会固然有长期的友好交往，但规模不大，决定不了两国关系。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内许多人厌恶蒋介石的为人和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但他们的数量和层次也左右不了本国的政治。如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一书所说：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美国根本不存在承认中国的政治气氛，即便艾奇逊有这个愿望也办不到。(8)

　　3、美国的对华政策目标

　　政策目标和利益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在政策目标体系中往往局部服从整体，低层次目标服从高层次目标，且不论目标的确定还要受政策资源、政策环境、决策者的认识等条件的制约。应该说政策目标为利益服务，但两者不一定直接挂钩，不懂得这个原理就不能解读颇具迷惑性的美国对华政策。众所周知，在避免世界大战的前提下压倒苏联及其社会主义阵营，是当时美国对外政策的最高目标，反映了他们的最高利益所在。它顺理成章地要支配所有次级目标，包括对华政策目标。为夺取冷战的胜利，美国于1947年开始推行杜鲁门主义，即初级阶段的遏制战略，力图使苏联及其阵营软化或崩溃。然而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确实对中国作出了一些友好姿态，与遏制方针似乎不相符。根据上文的分析，这一矛盾现象只能解释为同一遏制战略的不同策略手法，而不表明中国游离于遏制战略的大框架之外。由于中国有巨大的战略平衡作用，美苏均不容忍我们变为他们的异己势力，因而双方竞相拉拢，以取得削弱对方的效果。现在美方已经出版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承认在朝鲜战争后，美国政府以对华施“压”的方式实行分化中苏的政策，包括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其实在此之前，我相信分化政策就已经开始，只不过以“拉”为主要方式，希望继1948年苏南分裂之后出现一个亚洲的南斯拉夫。只要注意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国务卿发表声明的时机，他们的意图便一目了然。那是1950年1月5日，恰恰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期间，分明旨在牵制中苏两国的接近。所以，分化政策和遏制战略的目标实际上并不矛盾。

　　美方对我们诱之以利，愿意提供一定的援助，这件事值得玩味。以美国的财力而论，他们对华援助的数额不难超过苏援，不过我认为，对于一个5亿多人的穷国而言，外援的质量远比数量实惠。我国最需要的技术转让和武器装备，无疑不会包括在美援之内。更重要的是，美援不可能没有附加条件。即便马歇尔计划都明确规定，援助的款项必须用来购买美国产品，以便从经济上控制欧洲并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那么对华援助呢？绝不会比马歇尔计划更慷慨，而且明摆着一项政治条件──中国南斯拉夫化，与苏联闹翻。实际上，这个条件根本不需要表达，接受美援和美国的经济控制、扩大美国的影响本身就不要指望苏联的谅解，何况斯大林一向怀疑中国是亚洲的南斯拉夫，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假如我方愿意付这个代价，相信两国间的其他分歧都能以实用主义的方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即使最棘手的台湾问题也不例外。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声明已经暗示：劳驾我们代为处理蒋介石这块绊脚石。反之，如果我方拒绝上钩，那就休想得到美方的宽容。所以，如此缺乏诚意的“昂贵”援助实际上我们要不起，也要不得。

　　不过从理论上看，两国关系还有一线希望。美国承诺不干预中国局势后不好立即食言，假如大陆迅速拿下台湾，美国在统一的中国和广泛的国际承认面前就再也找不到托辞。但以我们当时的装备水平而论，根本不可能在几个月内完成大规模渡海作战的准备。而1950年大陆在台湾的内线遭受重大损失后，海峡两岸的对峙更是长期化了。诚然，美国确实在冷战尚未结束、台湾问题尚未解决的七十年代初开始发展对华关系，并于1979年与我国建交，但那时的环境和条件已经大不一样。随着中国政权的稳固及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美国不得不重新认识“人类的五分之一”在国际事务中的位置，为了抗衡苏联而决意调整对华政策。因此，这最后一线希望并不现实。

　　通过利益基础、政策目标的层层剥离，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便隐约可见，其正面写着：友好，背面写着：分化。须知分化就是各个击破，今日南斯拉夫命运的逆转已经作了最好的注解。这一政策把我们当作纯粹的冷战棋子或冷战炮灰，否定我国的正当利益和自主的意志，有如否定一个人的独立人格。它非但无助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而且为两国关系的恶化埋下了伏笔。

　　三、朝鲜战争与美国对华政策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随即由于美国的介入而迅速扩大为一场多方干预的国际冲突，中美直接交战，彻底断送了两国关系的前途。近年来开放的许多信息又显示，杜鲁门政府没有进攻中国本土的意图。“联合国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强烈要求动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支援朝鲜战场，甚至轰炸中国沿海城市，杜鲁门不予批准，并最终撤了他的职，战事也基本局限在朝鲜境内(9)……等等。那么美国究竟为什么而打仗呢？国际上对此同样议论纷纷。对于上述事实，本文仍然相信其可靠性，与此同时坚持对它们进行分析，力求揭示美国参战举动的两面性。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手段，战争和外交有一个虚虚实实的相似特征。西方教科书说：外交，谎言也；我国兵法家孙子说：兵者，诡道也。我认为，孙子同西方教科书一样有绝对化的缺陷，因为谎言或诡道太多就难免失效，只有傻瓜才会轻易上当。但孙子的概括同样不无道理，而且更接近残酷的战争现实，所以在战争领域中更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美国对华政策的对象和利益基础，我认为并未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变化，因此不再探讨。本节从美国的参战行动入手，由表及里地分析美国政府的真正意图，以及对华政策目标和策略的动向。

　　1、美国侵朝的地缘含义

　　以历史和地缘眼光来审视，无论美军在朝鲜战争期间是否跨过了鸭绿江，美国的干涉行动都决不会没有更大的目标。在亚太地缘政治舞台上，朝鲜属于一个战略要冲，它位于俄、日、美、中几个大国之间，构成太平洋列强登上中国大陆的一块结实的跳板。在近、现代历史上，无论日本、美国或者别的什么国家，入侵朝鲜都不过是继续扩张的序曲。19世纪后期，日、俄两强就在这里揭开了争夺东亚霸权的序幕，日本从仁川登陆后，不等拿下整个朝鲜便直取辽东半岛的俄军。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所以人们常说，朝鲜与我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把对朝鲜的任何外部入侵视为敌对行为。当然，由于时空条件和国情的差别，1950年的美国不敢向驻东北的苏联陆、海军部队实行“热战”，进而吞并中国。但可以肯定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动机决不限于解决朝鲜问题，而是发动针对中国和苏联的地缘攻势。(10)实际上，“朝鲜”现象遍及全球，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欧洲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指出：“国家和民族的大大小小的利益毫无疑问都是极为复杂地和变化多端地交织在一起的。”(11)试想假如其他某个强国入侵墨西哥，并声明与美国无关，美国政府会无动于衷吗？1962年苏联把导弹部署到小小的加勒比海岛国古巴后，肯尼迪总统为什么连续失眠，美国政府为什么反应强烈？

　　2、美国侵台的政治含义

　　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的军事行动并不限于朝鲜半岛。对朝鲜和台湾的入侵行动是同步实施的，侵台构成美国参战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50年6月27日即朝鲜内战的第三天，中国还未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美国就以举世罕见的效率双管齐下，向朝鲜和台湾一起出动。杜鲁门总统一方面命令远东美国海空军对韩国军队提供“掩护和支持”，另一方面宣布派遣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侦察巡逻”，并且一反自己不到半年前的立场，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12)在短短一个多月内，美国紧锣密鼓地完成了一系列占领台湾的后续军事行动：海军第七舰队先后进驻基隆、高雄两大港口，空军第13航空队进驻台北空军基地，在台湾海峡组织演习，在台北设立隶属于远东美军总部的台湾地区指挥机构──“驻台考察团”……等等。若非蒋介石对美方的意图怀有戒心而持保留态度，美国控制的程度还要高得多。(13)1950年的政治环境与1945年截然不同，中国并没有邀请美军前来会战日军。这些不速之客的举动纯属干涉内政，不仅干涉内政而且介入(尚未结束的中国)内战，不仅介入内战而且入侵领土，是不折不扣的敌对行为。

　　就美军占领台湾的意图而言，最明显的一点当然在于保护、支持与新中国处于内战状态的国民党，从政治方面遏制新中国。但人们往往容易忽视，美方在意识形态外表之下怀有阻止中国统一从而限制、削弱整个国家民族的动机，无论统一的力量来自国内何方。美国与大英帝国一样，传承安格鲁-萨克逊文化中传统的二元或多元机械平衡思想，在国内、国际事务上都惯于分而治之，如国内的三权分立、国际上的德国分治等。美国不断干涉世界各地的诸多争端和冲突，而且经常支持劣势的一方，自称“锄强扶弱”，人称“离强合弱”。稍有头脑的人都懂得，国家的行为不可能象西部好汉那样单纯，无原则地“锄强扶弱”，无非是感到其他强者“妨碍”了自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已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就有了建立世界霸权的雄心，并把亚洲划入其势力范围。它的决策者们意识到中国是个上升的亚洲大国，有朝一日可能难以驾驭，因此从来不希望我们统一。国民党自大陆撤退后，台湾问题就成了美国制约中国最有效的手段。(14)几十年来，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对美国的分而治之均有体会，在近几年的学术活动中，本人曾不只一次遇到倾向国民党的台湾华人和外籍华人语重心长地介绍他们的感受。从长远来看，分而治之的手法后患无穷，但给使用者带来的短期效益不容忽视。

　　诚然，美国占领台湾后始终原地踏步，没有直接向大陆进攻，因而美国侵台不象侵朝那样令人瞩目。有些人以此为根据，推定美国对中国没有战争意图，看来他们有所不知，自古以来战争的性质就不决定于谁先开火，中西军事理论家多有相关的论述。孙子说得精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15)克劳塞维茨也深刻地指出：“战争与其说是随征服者一起出现的，毋宁说是随防御者一起出现的，因为入侵引起了防御，而有了防御才引起了战争。征服者总是爱好和平的(如拿破伦一贯声称的那样)，他非常愿意和和平平地进入我国。”(16)由此可见，美国侵犯台湾的行动本身就是没有硝烟的战争行为，效能之大甚至不失为这方面的一个现代“范例”。

　　3、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

　　综上所述，就美方而言，朝鲜战争包括朝鲜半岛和台湾两个分战场。美军在朝鲜明火执仗，硝烟弥漫；在台湾暗藏杀机，硝烟未起。事实雄辩地证明，美国的对华政策目标已经修改，由分化变为反华。基于上一节的分析，我相信真正的转折点应该出现在中苏结盟，到朝鲜战争爆发才表面化。中苏结盟后美国国会反应强烈，麦卡锡分子大肆围攻、清算政府(尤其国务院)“丢失中国”的严重过错，对华政策的政治环境大变。根据西方民主政治的运行特点来推测，杜鲁门政府失败的分化政策在党派压力下已经难以为继，必须改弦更张。杜鲁门总统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绝不能无所作为，而且必须在摔倒的地方爬起来，在关系重大的中国问题上狠捞一把。然而政府的对外姿态却与国会形成对照，保持沉默直至朝鲜战争爆发。根据他们进攻型的民族性格来判断，这种极不寻常的迹象恰恰预示着暴风雨前的宁静，即美国将中国列入了“黑名单”，伺机下手加以整治。正所谓：“先拉后打，拉不成就打”。朝鲜内战创造了一个理想的机会，于是倒霉的朝鲜和中国就以不同方式成了冷战(包括美苏较量)的分战场。

　　迄今为止，许多人仍然过分强调麦克阿瑟将军和杜鲁门总统的将帅不和一事，这是混淆了政策和策略的结果。撇开个人因素不谈，我认为他们的将帅之争属于策略分歧而非政策冲突。连美国国内都广泛承认，杜鲁门总统担心麦克阿瑟的极端主张会招致苏联的干预而不予批准，仅此而已。麦克阿瑟称台湾为“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企图征调台湾的国民党陆军支援朝鲜战场。杜鲁门既然从不赞成扩大战争的方案，为什么还要下令掌握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呢？远东美军的大本营日本距朝鲜半岛仅一百多公里，那里用得着上千公里以外的台湾！归根结蒂，两个人敌视中国、打击中国的政策倾向是基本一致的，只不过杜鲁门总统从策略出发选择了不见硝烟的对华战争。 　　此外，如何看待朝鲜内战的起源，也与解读美国的对华政策转变不无关系。长期以来，鉴于朝鲜曾长驱直入攻到韩国东南部洛东江一线，国际上普遍把美、韩看成被动反应的一方。我对战前美、韩一方的表现作了一番推敲，深感其中疑点重重。积累了两次世界大战丰富经验的美国政府，面临山雨欲来的朝鲜内战却扣留了重武器，仅向韩国军队供应美国国民自卫队的轻装备，声称防止有反共狂的韩国总统李承晚寻衅闹事。与此同时，李承晚总统的“空城计”唱法也不符合“虚则虚之”的要领，他反而在三八线上大肆摩擦，美国却不加阻止。(17)这种极不正常的表现，以美国不了解朝鲜半岛的战略价值(18)为理由来解释是不够的，须知杜鲁门政府“丢失”中国之后，在国际事务上就再也输不起了。因此从军事观点来看，美国不象在学诸葛亮唱空城计，让朝鲜象司马懿那样惊疑而退，而象是巧施“能而示之不能”的诱敌之计(19)。从政治观点来看，这象是精心策划、因势利导的遏制行动，为美军撤出一年后重返朝鲜半岛、从而削弱中国和苏联的影响创造条件。(20)由于美国早已占领日本并保持了强大的驻军，它首选近在咫尺的朝鲜半岛为战场完全合乎逻辑。

　　上述某些分析和推断尚未得到证实，难免受到“证据不足”的指责。本人之所以明知故犯，是由于意识到许多政治内幕可能永远得不到证实，民主国家也不例外，只不过方式不同。他们的定期解密制度有益于知识和信息的利用和传播，值得我们借鉴，但解密决不会没有条件和选择。有些机密过了解密期限(如美国的30年)后仍不宜公布，就继续封存；有些核心机密可能及时处理，甚至始终不留任何痕迹，造成令后人无可奈何的历史悬案。一般说来，只有发生苏联解体一类的政治剧变，国家机密才可能出现“和盘托出”的现象。而美国保持了长期的政治稳定，保密、解密两方面一直相对平衡，珍珠港遭袭、肯尼迪遇刺等重大历史事件至今还是不解之迷。所以，政治研究离不开那些看不见而摸得着的“暗箱操作”(21)，否则就无所作为。

　　通过一系列的事实分析，美国参战行动的两面性同样隐约可见，钱币的正面写着：朝鲜，背面写着：朝鲜──中国──苏联。在美国的这项战略计划中，目标的重要性与隐蔽性成正比，苏联是最大而又最隐蔽的目标，朝鲜与之相反，我国则介于两者之间。美国政府就是为了这样的目标而来打仗的，压倒一切的遏制战略，以及分配给我们的战略棋子角色，决定了两国潜在的利害冲突迟早要表面化，变为公开的政策冲突。他们的干涉行动不仅粗暴地践踏了我们的民族利益，而且对我国前途构成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