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 《最后的遗言》，第412-413页。

[118] 《张爱萍传》，第741-742页。《聂荣臻年谱》下卷，第680页。

[119] 《聂荣臻年谱》下卷，第665页；《肖劲光回忆录》(续集)，第181-182页。

[120] ЦХСД，ф.4，оп.16，д.653，лл.51-54，转引自Т.Г.Зазерская，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1949-1960годы），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2000，с.104-105。

[121] 刘柏罗：《从手榴弹到原子弹——我的军工生涯》，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第11页；《龙威：中国的核力量与核战略》，第167页。

[122] 宋任穷：《春蚕到死丝方尽》，《我们的周总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69页。

[123]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743-1744页；李琦主编：《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回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63页。

[124] 《聂荣臻年谱》下卷，第693页。

[125]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256页。

[126] 《聂荣臻年谱》下卷，第702-703、705、708、715页。

[127] 1959年10月2日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全文见Переговоры　Н.С.Хрущё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 июля—3 августа　1958г.　и　2 октября　1959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2，с.94-106。

[128] 《聂荣臻年谱》下卷，第712页。

[129] ЦХСД，ф.4，оп.16，д.767，л.18，参见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с.106-107、122-123。

[130] 《聂荣臻年谱》下卷，第742页。

[131] 《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33页。应该指出的是，作为个人行为，许多苏联专家在临走时给中国同事留下了重要资料。详见拙著《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71-403页。

[132] 《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33-34页。

[133] 还需要补充的是，1961年中苏关系短暂和缓期间，已经停运的部分重要设备又陆续运抵中国。例如在包头核燃料元件厂，1961年莫斯科红旗制造厂的三台球面车床，以及电解槽、交换塔等设备到货，其中球面车床是核部件生产的关键设备。中国当时无法生产这种车床，直到10年以后，中国自己设计和制造的球面车床才问世。（采访安纯祥记录。）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苏联援助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作用。

[134] 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pp.22-23。

[135] 在这方面美国人的估计是，苏联不会把核武器交给中国人，即使提供了核武器，也会加以控制。1958年8月19日国务院情报与研究署给执行国务卿的报告，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The Soviet Union Foreign Affairs 1955-1959，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in Library，MF2523166-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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