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确不是出在专家本身。苏联导弹专家萨韦利耶夫上校被派往中国约一年的时间，负责培训中国军人使用导弹装备。1959年秋天临行前，他应召到莫斯科接受指示。炮兵主帅米特罗凡·涅杰林叮嘱他，只能讲授已经交付给中国的装备，“不要显露自己关于其他方面的知识”，必要时应当通过大使馆的高频通讯线路向国内请示，在特别的情况下可以直接与主帅联系。后来，在是否讲授超出战术导弹以外的内容的问题上，萨韦利耶夫与苏联军事专家组长真的发生了意见分歧，而不得不请示涅杰林。这位主帅指示：“对于所提及的问题不要提出任何建议，否则就会有意无意地泄露国家机密。不要担心会有什么后果，我保护你们。”[98]所以，聂荣臻后来的判断是不错的：在尖端武器方面，“苏方对我国援助的态度，在签订协定时就是有所保留的，是有限度的，其基本意图是在新式武器和科学研究上使我与他保持相当的差距。要我们仿制苏联的第三线甚至停了产的装备，而不给第一线或第二线的最新装备。”[99]

其实，苏联在尖端技术上对中国有所保留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中国自身也是认可并实行这种“内外有别”的原则的。举出这些事例只是要说明，赫鲁晓夫后来宣扬的苏联在原子能和核武器研制方面完全满足了中国的要求，对中国没有秘密可言，[100]是不符合事实的。

赫鲁晓夫决心撕毁合同终止对中国的核援助

就在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全面发展之时，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分歧导致莫斯科延缓以至最后停止了对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援助。

1958年上半年，中苏在核政策方面还采取了互相配合的方针，但此后双方的政策性分歧日益扩大，中国的所作所为令赫鲁晓夫十分恼怒。1958年5月9日，赫鲁晓夫向禁止核试验迈出了一大步。他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一封信中同意了西方的建议，即在日内瓦召开一个专家会议来研究为核禁试成立核查监控体系的可行性。5月30日赫鲁晓夫又提交了一封信，同意了美国的建议，认为英国和法国科学家可以参加专家会议，并表示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学家也要参加。赫鲁晓夫还暗示应邀请中国参加会议，信中说，从印度或“其他一些特定国家”邀请专家来参加会议也许是明智的。[101]尽管会议没有邀请中国参加，但会议在讨论建立“遍布全世界”的对核试验的监控网时，没有忘记把中国包括在内——会议报告提出的监控网中有8个站点位于中国大陆。[102]

 日内瓦专家会议于8月21日结束，会议公报乐观地宣告：科学家已经发现“建立一个具有一定能力和限度而又可行和有效的监督体系，来侦察违反可能缔结的全世界停止核武器试验协定的行为，在技术上是可能办到的”。[103]这项惊人的进展受到全世界的欢呼。[104]第二天，美国和英国分别就停止核武器试验问题的发表了声明。美国“准备迅速着手同试验过核武器的其他国家谈判一项关于停止核武器试验和在专家报告的基础上实际建立一个国际监督制度问题的协议。”英国也准备进行同样的谈判，并保证从谈判开始时起，“在一年内，不再继续试验核武器”。[105]尽管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这是美英政府在应付莫斯科，但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却是他长期努力获得的一点令人欣慰的功绩。缓和的曙光似乎已经露出了地平线。

然而，就在此时，中国军队开始了炮击金门战役，这不啻是向赫鲁晓夫头上泼了一盆冷水。与苏联试图对美国进行说教的做法相反，中国摆开了一副诉诸武力的架子。如果说赫鲁晓夫对于毛泽东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上大发雷霆，尚能容忍的话，[106]那么中国领导人在没有任何通气的情况下，突然采取如此重大的军事举动，就不仅是无视中苏军事同盟的存在，而且是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极大藐视。[107]况且，在美英刚刚答应签署停止核试验协定后，苏联就向一位自行其是、“无法无天”的盟国提供原子弹样品，赫鲁晓夫无论如何都是有心理障碍的。从赫鲁晓夫推行的以缓和为目标的外交战略来看，同美国和西方保持稳定和良好的关系，优先于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因此，如果二者必择其一，那么在核武器问题上，苏联宁愿停止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援助，也不愿破坏同美国的关系，以免对苏联的国家利益产生难以估量的消极影响。无论毛泽东炮击金门的初衷如何，有历史学家认为，这次台海危机的主要后果之一，就是促使苏联领导人决定停止向中国进一步提供有关核武器的技术和设备，特别是原子弹的样品。[108]这种推断有其合理性。如此看来，赫鲁晓夫在台海危机期间一再公开表示将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伞，除了有尽社会主义阵营盟主责任，向美国示威之意，还有可能是在暗示将以此替换继续对中国的核援助。[109]

不过，就赫鲁晓夫的个性而言，导致苏联暂停向中国提供核帮助，很可能还起因于台海危机中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它极大地伤害了赫鲁晓夫的个人感情，以至赫鲁晓夫在后来的回忆中常常提到这件事。[110]在9月24日温州地区的空战中，国民党空军发射了几枚美国“响尾蛇”导弹——这是当时最先进的空对空导弹，其中一枚坠地而未爆炸。[111]苏联军事顾问得知后便报告了莫斯科，立即引起苏联军方的极大兴趣。但苏方几次索要，中方开始不予理睬，后来又推说正在研究这枚导弹，不能提供。这个答复使赫鲁晓夫非常气愤，于是决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本应交付的研制P-12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还通过苏联顾问表示了对中方做法的不满。几个月后，当中国不得不转交这枚已经拆卸多次的“响尾蛇”导弹时，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性部件——红外线弹头传感器。在苏联人看来，这个部件或许已经丢失，或许是中方有意扣留，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使赫鲁晓夫后悔与中国签订了援助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协定，并感到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深深的裂痕。为此，赫鲁晓夫与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斯拉夫斯基进行商议后，决定P-12导弹等资料可以提供给中国，但“原子弹可得再考虑考虑”。尽管原子弹技术已经不是秘密，但赫鲁晓夫认为中国人自己研制还需要很长时间，苏联是否继续提供援助，要看中苏关系的变化，如果情况没有好转，“那他们掌握原子能技术还是越晚越好”。[112]

按照赫鲁晓夫的意图，苏方以种种借口拖延根据协定应向中国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先是要求有专门的储存仓库，等到中国将专门的仓库盖好后，又提出保密条件不够。在中国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苏联保密专家也表示满意后，苏方于1958年10月函复“模型及技术资料将于11月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期限已到，莫斯科还是没有发出启运的命令。[113]俄罗斯报纸刊登的一则口述史料证实，为准备提供给中国的原子弹样品（即教学模型）及技术资料早在半年前就装在2-3节加了铅封的车厢里，并由警卫人员日夜守卫着。但是一直没有接到任何命令，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114]与此同时，以海军政委苏振华为首的中国国防科技代表团在莫斯科进行的谈判，也在核潜艇问题上“搁浅”了。[115]事情一直拖到1959年年中，在中方以及在华苏联专家的一再催问下，中型机械工业部第一副部长亚历山大·丘林直接给苏共中央挂了电话。[116]最后，赫鲁晓夫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决定暂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117]1959年6月20日，就在中国代表团准备启程赴苏为此进行谈判时，苏共中央通过了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信中提出“为不影响苏、美、英首脑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日内瓦会议的谈判，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暂缓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技术资料”，因为“西方国家获悉苏联将核武器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交给中国”，“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待两年后，“彻底澄清西方国家对于禁止试验核武器问题以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态度”后，再决定这一问题。苏联认为，这样做不会影响中国的研制，因为“中国生产出裂变物质至少还要两年，到时才需要核武器的技术资料”。6月26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苏达里柯夫向周恩来递交了这封信。[118]

应该说，苏联这时暂停提供原子弹样品只是一个信号，试图以此向中国提出警告，而并非全面断绝在尖端武器方面援助中国。就在赫鲁晓夫为中国拒绝提供响尾蛇导弹实物而烦恼时，1959年2月4日中苏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新技术援助的协定》。按此协定，苏联政府同意卖给中国海军五型舰艇(常规动力导弹潜艇、中型鱼雷潜艇、大型和小型导弹艇及水翼鱼雷艇)、两种导弹(潜对地弹道导弹和舰对舰飞航式导弹)以及这些舰艇的动力装置、雷达、声纳、无线电、导航器材等51项设备的设计技术图纸资料和部分装备器材，并转让这些项目的制造特许权。中国海军领导人为此兴奋不已。[119]而在苏联决定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同时，苏共中央书记处则讨论并批准了关于向中国派遣国防专业技术方面的苏联专家和高校教师的报告。赫鲁晓夫亲自签署的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责成苏联高等教育部和苏联国防部于1959年9月派遣6名国防专业技术的苏联专家和高校教师到中国国防工业的科研院所去工作，派遣期限为1-2年，其任务是培养下列专业的中国技术人员：军事-电子-光学仪器；多级火箭的设计；水声学设备；操控火箭的仪器的计算和构造；红外线技术和热力自动导向头；坦克炮的稳定系统及高射炮瞄准随动系统的设计；用于大能量火箭的液体燃料技术。[120]

但是，赫鲁晓夫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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