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笔者所见，只有一篇论文专门讨论苏联核政策中的对华援助问题（Viktor M. Gobarev, 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1949-1969, in 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Vol.12, №4，December 1999, pp.1-53），其中使用了一些最新的俄国档案资料及口述史料。

[4] 最重要的有，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三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聂荣臻传记》编写组：《聂荣臻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等。研究中国核问题的英文论著不计其数，在史学界最有影响的当属刘易斯和薛理泰的专著（John Wilson Lewis and Xue Litai, China Builds the Bomb，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其中一节简要论述了中苏核关系。

[5] 在这方面的最新研究可见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76-85页、第5期第62-72页。该文第一次将中国发展核武器与苏联的关系做了比较完整的描述和客观的分析，其缺陷是只依据中方的史料，故对有些并非不重要的问题语焉不详。

[6] Sergei Goncharov，John 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71；师哲口述：《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李海文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10页。

[7] 关于苏联第一次核爆试验的情形参见Н.С.Симонов，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 в 1920-1950-е годы: темп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структура,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управление，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6，с.224-225；Stalin and the Bomb，pp.213-219。

[8] Uncertain Partner，p.71。后来俄国的核武器专家也提出了这一问题，见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p.3。

[9] 毛泽东在1946年8月发表的这一著名论断见《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1135-1136页）。但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表示了这种看法。1945年8月9日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中共《解放日报》在同日刊登这条消息时，称其为“战争技术上的革命”。毛泽东对如此宣传美国的原子弹感到不悦，便召集胡乔木等宣传干部谈话，教育他们“不应夸大原子弹的作用”。见《毛泽东年谱》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16-617页。

[10] 林中斌：《龙威：中国的核力量与核战略》，刘戟锋等译，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178页。

[11] 杨明伟：《创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第28页。

[12] 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7,оп.23а,п.18,д.235,лл.16-19。双方最后签字的文本用语与此相同，见齐世荣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518-519页。有国外学者认为，这一保证的条款，即“尽其全力”，是周恩来提出的，并且是在经过激烈争吵后，苏方才被迫同意的（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p.5）。这种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苏联外交部的这个草案是1月6日完成的，而那时周恩来还未起程来莫斯科。

[13] 叶子龙口述：《叶子龙回忆录》，温卫东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85-186页。

[14] 俄国军方档案中记载，在朝鲜战争最危急的时候，即美国在仁川登陆成功以后，苏军总参谋部制定的四个可供选择的预案之一就是动用核武器对抗美军。见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pp.7-8。

[15] 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5，оп.30，д.7，лл.18-20，转引自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с.215-216。

[16] 维克托·乌索夫：《原子能问题是如何破坏苏中友谊的？》，（俄）《新闻时报》2003年8月6日。笔者是在国际互联网中文网站（http://www.scol.com.cn）上看到此文的，目前尚未找到原文。

[17] 杨明伟：《创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第29页。

[18] 笔者2001年6-8月采访王亚志的记录。王亚志在50-60年代曾任彭德怀的参谋和周恩来的军事秘书。

[19] 有关此期苏联党内斗争的情况，北京大学现代史料研究中心编辑的《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第二辑（2001年7月）刊登了数篇俄国学者的论文，极有参考价值。至于赫鲁晓夫极力向中国表示友好的举动，笔者在《赫鲁晓夫与苏联归还旅顺基地》（《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9期）一文中有详细介绍。

[20] 《在历史巨人身边》，第572-573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78页。还需考察的细节是，关于建立核反应堆的提议，这两本书的说法不同，前者说是赫鲁晓夫当时主动提出的，毛泽东答应考虑；后者说是毛泽东后来提出的，赫鲁晓夫表示同意。关于这次会谈的另一种依据苏联军方人士回忆录的说法是，在赫鲁晓夫拒绝中国的要求后，毛泽东坚持中国哪怕拥有一两枚原子弹也好，并以美国可能会在当时的台海危机中使用原子弹为理由（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pp.20-21）。笔者以为，这个说法不大可信。

[21] 据俄国的解密档案，在国家银行特别账户的秘密用途贷款中，按当时价格统计，1947-1949年苏联研制核武器的开支为145亿卢布，而在1951-1955年期间，仅用于原子工业和火箭技术的科研和试验设计单位的计划开支就有648亿卢布（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с.242-244）。而中国在三年恢复时期中央政府总投资仅62.99亿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中国城市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107页），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部工业投资实际完成额也只有250.26亿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第2页），按1961年的汇率计算，分别约合22.5亿和56.4亿卢布，远远低于苏联研制核武器的经费。

[22] 赫鲁晓夫曾回忆说他在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时就产生了不信任感。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665-666页。

[23] 关于巴鲁克计划可参见Larry Gerber，The Baruch Pl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Diplomatic History，1982，Vol.6，№1，pp.69-95。

[24] В.Батюк，План Баруха и СССР，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с.85-98。

[25] 1954年4月1日马里舍夫给赫鲁晓夫的备忘录，TsKhSD（当代文献保管中心），f.5，op.3，d.126，ll.39-41，转引自Nuclear Weapon after Stalin's Death，pp.14-15。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见苏联著名核物理学家卡皮察的文章及其给赫鲁晓夫的信件（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65-488页）。

[26] 1954年11月3日苏联驻美大使扎鲁宾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谈话备忘录，SD10207；1954年11月5日苏联驻美临时代办多勃雷宁与英国大使馆参赞比利的谈话备忘录，SD1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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