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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与限制: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1949-1960)》
。凡本文直接引用的俄国档案文献,均为笔者收藏的档案复印件。其中有些档案文件的原始馆藏号在辗转复印时缺失,为方便查找,以笔者存档编号(SD*****)标示。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7页。

[28] China Builds the Bomb,pp.75-76;杨明伟:《创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第29页。

[29] 《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13-14页;China Builds the Bomb,pp.38-39。

[30] 《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36页。

[31]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编著:《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55-35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45页。

[32] 参见王焰等编:《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562页。

[33]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31日) ,《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第13-14页。

[34] 苏联的声明见1955年2月28日《新华月报》,第53页。中国对此的热烈反应见1955年1月28日、2月1日《人民日报》。

[35]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441页;《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20页。关于铀矿勘探详见China Builds the Bomb,pp.73-87。由于中国核工业的发展对铀矿石的需求不断增大,1956年12月19日中苏重新签订协定,铀矿勘探由中国自主经营,苏联提供援助。

[36] 参见:Peter Jones and Sian Kevill Compiled,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9-84, Harlow:Longman Group Limited, 1985,p.4;Sergei Goncharenko,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Odd Arne Westad,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5-196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57;1956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20页。

[37] 1955年8月19日高教部关于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事宜呈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提案,ЦХСД,ф.4,оп.9,д.1347,р.571,лл.121-123;1955年8月2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第142号会议记录摘录,SD10746。

[38] 吴玉崑、冯百川编:《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1950-1985)》,1987年印刷(未出版),第15-17页。

[39]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529-530页。

[40] 《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第20-21页。

[41] 杨明伟:《创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第30-31页。

[42] 乌索夫:《原子能问题是如何破坏苏中友谊的?》。

[43] 《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21页。

[44]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605页。

[45]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第29页。

[46] Е.Негин и Ю.Смирнов,Немного света в тяжелой воде: как СССР делился с Китаем своими атомными секретами,Итоги,октября 1996,с.43-44。根据中国在资料,到1960年上半年,原子能所的职工队伍由1954年底原物理所的170人(科技人员不足100人),发展到4345人,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科技人员1884人。见《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第28页。

[47] 孟戈非著:《未被揭开的谜底——中国核反应堆事业的曲折道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4-30页。

[48] 如果以苏联援助的反应堆和加速器于1958年夏天建成为中国拥有核武器研究的基础,那么到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是6年多。

[49] 《彭德怀年谱》,第612页;笔者采访王亚志记录。

[50] 《聂荣臻传》第544页。谢光主编:《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29页。

[51] 《聂荣臻传》,第544-546页。

[52] 《聂荣臻传》,第548页。后来为了减少层次,提高领导机关的工作效率,经聂荣臻提议,1957年3月中央军委下令撤销五局,所属机构和人员合并到五院。

[53] 1956年7月18日《人民日报》。

[54] Morton Halperin ed.,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Arms Control,Cambridge: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967,p.118。

[55] 《聂荣臻传》,第569页。

[56] 《聂荣臻年谱》上卷,第588页。

[57] 《聂荣臻传》,第569页;《聂荣臻回忆录》,第800-801页。

[58] 《聂荣臻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395页;《聂荣臻传》第570-571页。

[59] 《聂荣臻年谱》上卷,第591-592页;《聂荣臻传》第571-572页。

[60] 《聂荣臻年谱》上卷,第592-593页。

[61]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第406页;《聂荣臻年谱》上卷,第602页。

[62] 作为当事人,聂荣臻就有此感受,见《聂荣臻回忆录》,第803页。有关波匈事件最新解密的俄国档案文件,可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杨存堂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20-572页。

[63] 《聂荣臻年谱》上卷,第605页。

[64] 《聂荣臻年谱》上卷,第608、612-613页。

[65] 此外,日本学者毛里和子还有一种推断,认为赫鲁晓夫提供核援助是基于加强与中国的军事同盟的考虑。见作者提交“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国际学术会议(2002年8月,中国武夷山)的论文。会议论文集即将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66] 有关这次苏联党内斗争的情况,详见《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赵永穆等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В.П.Наумов,Борьба Н.С.Хрущёва за единоличную власть,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2,с.10-31。

[67]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49页。

[68]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57页。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92页。

[69] 《聂荣臻年谱》上卷,第614页。

[70] 《聂荣臻传》,第575页;《聂荣臻年谱》上卷,第615页。

[71]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67页

[72] 《聂荣臻传》,第575-579页;《聂荣臻年谱》上卷,第619-620页。

[73] 《聂荣臻年谱》上卷,第622页。

[74]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80页。

[75] 《聂荣臻年谱》上卷,第623页;《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43页;东方鹤:《张爱萍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28页;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续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172-174页;China Builds the Bomb,p.62。在这次谈判中,中方的主要要求中只有一项没有得到满足,即苏联拒绝提供有关核动力潜艇的任何技术资料。《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32页。

[76] 《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21-22页。

[77]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第29页。

[78] 笔者采访王亚志记录。

[79] 笔者2002年12月22日采访宣淼记录。宣淼在50年代长期在外国专家局聘请处任职。

[80] 见俄文版《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二),马贵凡译,《中共党史资料》,总第71辑,第191页;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394-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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