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8日关于原子战争对人类的毁灭并不可怕的讲话，确有一语惊人之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毛泽东的原话究竟是怎样讲的。毛泽东的讲话当时并未公开发表，只是后来中苏论战时谈到核武器的政策时，中国政府才在声明中引用了这段话（见1963年9月1日《人民日报》），后来整个讲话收入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见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30-645页）。但苏联政府也在论战中拿出了当时苏方的记录，根据这个记录，毛泽东的原话是：“是否可以估计一下，未来的战争会导致多少人死亡？也许会死掉全世界人口二十七亿的三分之一，也就只有九亿人。假如真的摔原子弹的话，我认为这还少说了。当然，这很可怕。但是，即便是损失一半人也不是那么的糟糕。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我们要这么做，而是他们，是他们将战争强加给我们。假如我们打起仗来，那么就会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我个人认为，整个人类社会将会遭受这样的灾难，那时人类将会损失一半，也许，一多半。我问过尼赫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在这个问题上情绪要比我悲观得多。我对他说：假如人类的一半被毁灭，那么还会剩下一半，但是帝国主义将会被全部毁灭，并且整个世界将只有社会主义存在着，而在半个世纪或者一个世纪里人口又将得到增长，甚至增长多半。”“中国还没有真正展开建设。假如帝国主义者将战争强加于我们，那么我们准备停止搞建设；让我们先试验一下武力，然后再回过头来搞建设。”（1963年9月22日《真理报》。）对比一下中苏双方发表的文件，主要是后半段话有一些区别，而目前尚难以判断哪一个更准确地记录了毛泽东的原话。不过笔者可以再提供两个材料，也许有助于了解事情的真相。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就在毛泽东讲话的第二天，《真理报》刊登了11月14日赫鲁晓夫接受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夏皮罗的谈话记录。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话：记者问：“您是否认为在爆发原子战争和氢战争的情况下这个世界还能有一部分保留下来？”赫鲁晓夫答：“当然。会有非常惨重的损失，人类将会经受很多灾难，但是人不会从地球上消失掉，社会将会生存下去，并且得到发展。”（1957年11月19日《真理报》。）这与毛泽东讲话的前半段主旨是完全一样的。其次是见过该讲话的俄文速记记录的俄国学者库利克的说法，他认为，1963年9月22日《真理报》刊登的毛泽东讲话的记录“显然没有经过文字加工，而且俄文的翻译水平也不高”。（见Б.Т. 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Москва, 2000，с.217。）这就是说还有一种可能性，即由于翻译的用语不准确而导致理解的偏差。
[81]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号126，第1-12张。
[82] 《聂荣臻回忆录》，第803-804页；《聂荣臻传》，第579页；《聂荣臻年谱》下卷，第671页。
[83] 杨连堂:《周恩来与中国核工业》，《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6页。
[84] 袁成隆：《忆中国原子弹的初制》，《炎黄春秋》2002年第1期，第25页。俄国学者提供的数字是，帮助中国进行核武器研制的苏联科学家共640人。见乌索夫：《原子能问题是如何破坏苏中友谊的？》。
[85] 笔者2001年8月10日采访安纯祥记录，安纯祥曾任包头核燃料元件厂总工程师；《聂荣臻传》，第554页；《聂荣臻年谱》下卷，第659页。《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22-27页。
[86] 1958年9月28日《人民日报》。为此，中国拍摄了一部电影，就取名为《向原子能时代跃进》。
[87]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第21页。
[88] 《聂荣臻年谱》上卷，第627-628页。
[89] 李伶、周飞：《横空出世的中国导弹部队》，《党史博览》2002年第9期，第11-12页。
[90] 《聂荣臻年谱》上卷，第632页。
[91] 《横空出世的中国导弹部队》，第11、14页。
[92] 王定烈：《我军第一所导弹学校的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空军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481-485页。
[93] 张伯华：《组建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的回忆》，《空军回忆史料》，第489-493页。
[94] 岳振华：《击落美制U-2飞机作战追记》，《百年潮》2002年第6期，第17-22页；2002年3月2日笔者采访恽前程记录。恽前程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作战部副部长。1960年11月5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自己的第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并于1962年投入生产。1963年5月进行了射程为800-11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试验。这就是说，在原子弹爆炸成功一年多前，中国已经拥有了运载工具。第一颗原子弹试爆两年后，中国成功地进行了携带2万吨TNT当量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试验。《龙威：中国的核力量与核战略》，第63页。
[95] Немного света в тяжелой воде，с.44-45。
[96] TsKhSD, f.5, op.49, roll.8862, no.41（April-December 1957）, p.146，转引自D. Kaple，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s，Westad ed.，Brothers in Arms，p.123。
[97] 《未被揭开的谜底》，第24-29页。
[98] Α.Д.Долинин，Как наши ракетчики китайцев обучали，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13 мая 1995г.。
[99] 《聂荣臻年谱》，第742页。
[100] 《最后的遗言》，第412-414页。
[101]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Arms Control，pp.136-137，
[102]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Arms Control，pp.136-138；Gordon Chang，Friends and Enemies: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192。
[103] 1958年8月24日《人民日报》。
[104] Friends and Enemies，p.191。
[105] 1958年8月24日《人民日报》。
[106] 详见拙文《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例如，赫鲁晓夫回国后，仍然批准了中国核专家参观苏联核试验场的请求，并向他们展示了一枚原子弹。苏联国防部还派遣第12研究所的两位专家前往中国进行教学。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pp.25-26。
[107] 关于1958年炮击金门行动事前是否告知苏联的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对此笔者将另文考察。
[108]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谢生亮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39、547页；《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66页。
[109] 关于苏联9月7日和19日两次表示愿意给予中国核保护，以及提出在危机期间直接提供海空军援助的情况，可参见《十年论战》，第178-183页；Goncharenko，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pp.150-151；《最后的遗言》，第403-405页。
[110] 同撤退专家一样，在决定暂停供给原子弹样品的问题上，赫鲁晓夫的个人因素起了主要作用。关于这一点，1960年春外贸部长李强在莫斯科进行贸易谈判时，苏方代表团成员就表露过这样的看法：按协议应该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但就是有人（指赫鲁晓夫）不同意，没有办法。2001年10月29日笔者采访宿世芳记录，宿世芳50年代曾在驻苏商贸参赞处工作。
[111] 参见1958年10月1日、15日《人民日报》。
[112] 俄文版《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二），第196-200页；Н.С.Хрущев，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Москва, 1997，с.334；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郭家申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66-268页；《最后的遗言》，第414-415页。
[113] 《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32页。
[114] Немного света в тяжелой воде，с.44-45。
[115] 《未揭开的谜底》，第12-13页。
[116] Немного свет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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