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是素来以善于经商而又多灾多难而闻名的民族。自从以色列建国以来，可谓久经战火。以色列的军火工业在美国的帮助下也在战火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拥有许多非常适合实战需要而畅销国际军火市场的抢手货。

　　据《耶路撒冷邮报》2003年1月3日报道，中以军工贸易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估计过去10年里双边军火贸易额达15亿美元。以色列是世界第六大武器出口国，与中国发展军贸关系符合以色列的经济利益。中国也通过以色列获得了一些所需要的装备，在国防科技领域进行了许多合作。

　　中国和中东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历史传统友谊，在国际场合，也一直不像美国那样偏袒以色列，那么为什么以色列还要卖武器给中国呢？甚至从1979年中国尚未开放就开始了对华军售？以色列驻华大使认为，“这种问题应当由经验回答，根据我们的经验，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国家，而且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国家。我们有非常好的情报人员，我们绝对没有发现以色列卖给中国的武器有转卖给阿拉伯国家的任何迹象。当然，我们不是所有的武器都会卖给中国，特别是那些出售之后会威胁以色列生存的武器。以色列的问题是，我们不能输掉任何一场战争，否则就是我们的末日，我们就要被赶下大海。到现在为上，我们都没有中国出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核武器给我们邻国的情报。‘经验‘就是我们取得互相信任的途径，这不仅仅是犹太人的习惯，也是人类的习惯。所谓情报工作就是对某个国家和个人进行经验行为上的分析，我们通过对中国的长时间观察发现，中国非常值得信赖。”他表示，以色列人是很实际的民族，中国从来不是以色列的敌人，即便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也不是。“例如在和中国关系密切的同时。我们和印度的关系也非常亲密。中国应该和以色列展开全面的合作。”

　　以色列人非常讲究实际。1989年之后，西方国家封锁中国，只有以色列在继续和中国做生意。以驻华大使海逸达解释道，“我们的立场是，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大国，我们必须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

　　而且，以色列人在二战期间遭受纳粹迫害之时，中国方面曾经给予了犹太人许多帮助。对此，一些犹太人也时常准备以各种方式进行报答。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但是，长期以来，只要以色列出售武器给美国认定的27个“问题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美国都要求以必须接受美方的监督。2000年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美国戴维营举行会谈前夕，当时的美国克林顿政府曾迫使以色列政府撤销了一项向中国出售4架“法尔康”空中预警雷达机的合同，致使中以关系陷入低潮。2002年春，以色列为此向中国赔偿了大约3.5亿美元，中以关系重新走上正轨。那次取消“法尔康”合同也给以色列军工企业造成巨大损失，迫使以色列加快与印度的军事合作。同时，中以其他军事合作协议还没有废除。2002年12月，迫于美国的压力，以色列政府中止了对中国所有武器和安全设备的出口合同。据以色列著名媒体《国土报》2003年1月2日报道，当时以色列国防部高级官员感到非常惊讶。尽管疑虑重重，以色列最终决定屈从美国的要求。这家报纸援引以色列国防部一位官员的话说：“这是美国新的指令，我们对此没有什么其他选择。”对于眼下这次中止以中军售合同，《国土报》报道说，虽然以色列的经济利益可能也会受到损害，但以色列更担心与中国的关系将因此受到影响。

　　国防部发言人不愿对此事发表直接评论，但称以中安全关系将继续发展。该发言人在接受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记者采访时说，今年两家以色列公司将与中国在后勤和航空领域展开合作。应该说，鉴于中国日益上升的国际地位，以色列一直比较重视与中国的关系，自1992年两国建交以来，双方关系总体发展顺利。

　　以色列最终被迫屈从美国的压力，主要是因为美国是以色列的主要盟友和靠山，以实在得罪不起“山姆大叔”。从经济上看，以色列是世界上获得美国外援最多的国家，每年达30亿美元，其中军事援助约18亿美元，经济援助约12亿美元。持续不断的巴以冲突导致以色列经济一蹶不振，更是急需美国“输血”。从安全上看，美国是以色列武器装备和先进技术的主要提供者，美承诺保持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优势”。美国不但向以提供“爱国者”导弹，还耗资20亿美元与以色列联合开发了“箭”式反导弹系统，以对抗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当时，伊拉克战争一触即发，以色列在安全上更是有求于美。从外交上看，以在以巴冲突问题上和国际舞台上主要靠美国支持。而且，从今后趋势来看，以色列也仍然会唯美国马首是瞻，不敢惹翻美国。

　　但是，出于经济利益考虑、与其他军火输出国竞争、民族感情因素等方面的原因，以色列仍然会采取秘密方式同我国进行军火贸易，继续提供我方需要的装备和技术。

　　自从2003年6月以来，一些欧盟国家陆续透露出希望解除自1989年至今已经实行了十几年的对华军售的禁令。中国政府于2003年10月13日发表《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阐述了中国对欧盟的政策目标和今后5年的合作措施，表达了我国希望进一步发展与欧盟各国的关系，希望解除军售禁令这一冷战产物的愿望。

　　中国转向欧盟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顺应世界“一超多强”的现实，发展同美国时常发出不同声音的欧盟之间在政治、经济、技术、军事上的合作，拓展多边外交的需要。伴随国际形势的变化，欧盟各国越来越希望以独立的姿态来处理欧洲事务，与美国的关系已经不如以前那么紧密。其次，中国长期购买俄罗斯的武器装备也带来许多弊端，需要加以改变。（1）俄在对华武器出售问题上长期有所保留的态度令中方不满。同时技术转移的档次偏低、售后服务不周，造成某些武器系统故障偏多，实际运用效能不能提高。（2）中方更多地偏向于技术转移，而俄罗斯对此并非积极。更为重要的是，中方已经看到俄罗斯武器的未来，俄罗斯目前保留的军事技术优势正在逐年退化之中。（3）由于武器装备来源渠道比较单一，使得俄国人非常难以打交道。第三，获得欧盟国家的先进武器装备。欧盟一些成员国的某些装备具有世界领先水平，一旦获得对提高中国的军事实力无疑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第四，需要在政治上强化与欧盟的关系，阻止欧盟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进而突破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技术孤立。

　　另一方面，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符合欧盟利益，最重要的是，取消禁令符合欧盟成员国军工企业的商业利益。同时，向中国出售先进的装备不会对欧盟各国的安全构成威胁。欧盟各国都不是争夺世界霸权的超级大国，与中国远隔万里，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存在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而且，伴随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日益完善，欧盟各国对中国仿制其装备的担心也逐渐减弱。中国也向欧盟表示将给予欧盟进口装备与俄罗斯进口装备同样的待遇，以打消欧盟在这方面的担心。欧盟对武器禁运问题的立场之所以发生转变，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形象已经明显改善。过去，由于欧盟各国对中国认识上的肤浅片面，欧洲民意对中国人权问题异常敏感，所以，即使是有意解除禁令的国家，也只能识时务地避开这个话题。从当年不敢公开谈论，到现在高调批评这一禁令并予以重新检讨，这一发展事态再次说明，欧洲针对中国的舆论氛围已发生实质性转变，而欧盟和中国的官方关系更是发生了划时代的变迁。

　　也许正是因为巨大商业利益的诱惑，1989年欧盟在决定对华武器禁售时，有意回避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欧盟在对第三国进行武器禁售时，一般有两种选择，全面“禁售”或非全面“禁售”。如果是前者，则包括“武器、弹药和军事设备”，主要有四大类产品：一、“用于杀人的武器和弹药”，如枪和坦克等；二、“武器平台”，如飞机和战舰等；三、“非武器平台”，如具有军事用途的车辆等；四、“其它辅助设备”，如具有军事用途的电子设备等。如果是非全面“禁售”，则只包括“武器和弹药”。欧盟在决定对华禁售武器时，并没有说明是全面“禁售”还是非全面“禁售”，同时也没有制定一个明确的禁售清单，而是把决定什么该禁止向中国出售，什么不该禁止向中国出售的权力下放给了成员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政府就对华武器禁售问题发表声明：欧盟的对华军售禁令只包括致命武器，如机关枪及其弹药、军用飞机、军用直升机、战舰和军用战车等。 实际上，在欧盟实施对华军售禁令期间，英国和法国分别向中国出口了“具有军事用途的设备”，英国向中国出售的是用于搜寻水上目标的雷达，法国向中国出售的是AS-365N“海豚”2型直升机。《华盛顿视察》认为，“欧盟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目前都还保持着1989年以来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和欧盟）对中国所实行的武器禁运，但是同美国不同的是，欧洲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只包括致命武器的禁运，对于军民两用的敏感材料和技术对华出口方面，欧洲国家比美国要松动得多。”

　　欧盟中一些有影响的大国一直在为解除对华军事技术限制进行努力。不断强大的中国对欧洲尤其是法、德、英等军火销售大国来说是一个诱人的市场。面对俄罗斯、以色列等国向中国推销军火而大发其财，欧盟捅破“禁令”这层窗户纸也许只是个时间问题。欧洲宇航防务集团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加缪表示，欧盟对华敏感技术和武器禁运早已经过时，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观点，而是欧洲大多数同行的看法。“中国实力不断增长，我们与中国合作的决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不移，我们相信这一合作前景非常广阔。”

　　2004年1月26日，欧盟外长会议讨论了但没有取消对华军售禁令，同时责成欧盟理事会下属常驻代表委员会和政治与安全常务委员会对此问题进行审议。但是，越来越多的欧盟成员国都表示，赞成取消欧盟对华军售禁令，并希望在3月25日至26日欧盟首脑会议期间能够取消这一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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