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见证试飞情

　　2003年底，当国产全新理念的数字电传式飞机某新机成功按节点顺利完成定型试飞时，多少人喜极而泣！新型战机那冲天而起的英姿，那游弋蓝天的潇洒，那捕捉目标的机警，那喷发怒火的威力。这一切，使我们每一名中国当代航空人，怎能不激动、不自豪、不振奋！

　　当原空军王良旺副司令员听到新机定型试飞成功的消息后，老将军当晚彻夜未眠，思绪万千。回首研制中那些艰难的日日夜夜，即有成功的喜悦，更有刻骨铭心失败的痛楚，不由提笔将诸多感慨喷薄于笔端：

　　二十寒暑砺剑成，一飞冲天举世惊。

　　几代志士心血浸，无数机台昼夜鸣。

　　玉龙腾飞千秋愿，银鹰翱翔五洲雄。

　　欲与群枭比矫健，南天浩溟势纵横。

　　新型战机的定型试飞创造了中国航空发展史中的多项纪录：试飞架次最多、问题遗留给用户最少；试飞考核内容最新、最全；试飞包线和试飞风险最大；武器实弹投射种类和数量最多；机载测试和地面监控参数最多；试飞效率最高；试飞安全性最好；试飞实力的增长最显著......

　　然而，20多年前，当中国开始自行研制全新理念的数字电传式飞机时，外方曾断言，中国在研制试飞中一定会摔飞机。在世界航空领域，象F-16、 F-18、 F-22、JAS-39等几乎所有电传飞机在试飞时都曾摔过，并损失了好几名优秀试飞员。记得先期参与该机研制的李存宝、雷强、汤连刚等试飞员曾动情地说过：“如果有这么一天，看咱哥几个先是谁，但咱们剩下的人决不能退缩！”

　　1999年12月20日，是澳门回归的日子，对于中国飞行试验研究一航院来说，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意义--今天，某架飞机，将转场来到现场，机场插着五色彩旗，姑娘们捧着鲜花，南边在送、北边在迎。周自全，这位年近半百的老试飞专家、老共产党员、新型战机的试飞总师，也早早地赶到机场。

　　这是新机的第一次转场，天空电波穿流不息。当新机平稳地降落在试飞院的跑道上，周自全和大家一起热烈鼓掌。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交接，这也标致着新型战机艰巨的定型试飞战役也拉开了序幕。

　　这是一场“急、难、险、重”的中国航空史上绝无仅有的定型试飞战役。作为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面对新机繁重的定型试飞任务，试飞院提出了“决战决胜，确保型号工程按节点完成”的口号。承担该机主要试飞任务的空军试飞团为保证新机的试飞进度，更是以 “人等飞机、飞机等天气、随时准备上阵”的状态迎接挑战。

　　可以说，参与新机定型试飞的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人都被一种巨大的压力和责任感所驱使着。而对于试飞总师的周自全来说，他的责任和压力更是常人难以想像的。那是在新机第一次弹射试飞中，由于责任重大，光电经纬仪的操作人员非常紧张，生怕抓不到目标，得不到弹射数据，迟迟没有发出弹射命令。在那稍纵即逝的时刻，周自全试飞总师在机场上一把抓起电话下令弹射：“出了问题我负责！”激动的声音让在场的人们都吃了一惊。弹射成功了，周总长长出了一口气。一句“出了问题我负责”，这其中包含着多少压力与抉择。

　　周自全总师深有感触地说过：“定型试飞真难。难在哪？难在飞机状态，难在技术风险，难在上下左右的压力，难在管理协调，难在决策的决心。”记得当初在开发新机“颤振激励系统”时，外方开口就报出天价。谈判进行的异常艰苦，最后周总和中方代表提出：由我们自行研制开发，外方只负责检测。但没想到他们提出的价码竟比全部开发出来的费用还高。因为外方知道，这个系统事关飞机的安全，而核心技术在世界上都是很先进的。周自全总师还清楚地记得双方总裁曾对王昂副部长说：“这是你们试飞不可逾越的困难，必须要得到我们的帮助。”

　　周自全偏偏就不信这个邪，最后，他和中方有关科研人员一起，经过几个月的刻苦攻关，成功开发出了该系统。我们的系统不但是数字式的，而且性能和价格都大大优于外方模拟式的。

　　在新机定型试飞中， A/GDAS测控系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新机成功定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在论证时，系统是全盘引进，还是自行研制却是争论不休，许多人力主全盘购买，这样既轻松又保险。周自全在会激动地讲道：“我们靠洋人吃饭的日子到底要持续多久，难道真的要世世代代吗！”有人故意激他说：“老周，你敢立军令状吗？”周自全可真是当真，当场坚定地说：“我--敢！”。最后，他带领齐连普、谭斌禄、霍培丰、白效贤等几员大将，经过顽强攻关，终于自行研发和集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A/GDAS。

　　周自全以前经常夸耀自己有一个好身体，很少得病。但新机在试飞时，他因工作操劳奔波，身体终于抵不住了。院领导把专家专门请到院里为他诊断。结果一检查，转胺酶高达1800，是正常值的45倍，当天就住进了医院，差点发出了病危通知。

　　经过医院的精心治疗，周自全终于康复了，领导让他再休息一段日子，把身体彻底养好。可周总出院的第二天就赶到了试飞一线。因为他知道，所有参试人员都在超极限地工作着。他们早已没有了星期天和节假日的概念，为加快进度，试飞员们每个飞行日经常要进行5～6个架次的飞行，如此高的飞行效率，在试飞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新机能安全顺利地完成定型试飞，是严谨的科学性、管理的有效性、上下的一致性的综合体现。周自全曾长期致力于变稳飞机（也就是空中飞行模拟器的）研制开发。当新机在试飞中化解了“横向偶发振荡”，最危险的一次险情时，试飞员钱学林安全着陆后，第一句话就是：“真得感谢变稳机，要不是曾经在变稳机上模拟过类似的情况，这次就很危险了。”然而，正是这个同样的问题，国外摔掉了好几架电传飞机。

　　2002年5月，按照上级的统一布置，新机的后续试飞任务将在茫茫大漠戈壁的试验基地进行。4架新机全部转场到基地。300多人的队伍，几百吨、上千箱物资，分乘几十辆汽车、一辆专列、4架伊尔-76大型飞机，浩浩荡荡，驶向戈壁。这是中国试飞历史上最壮观的试飞阵地转移，同时这也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科研试飞大会战。

　　在那茫茫的戈壁大漠，最美丽的景色就是傍晚天空中呈现的那美丽夺目的“火烧云”，天空被那通红的云彩映射得异常辉煌壮丽。远赴西线所有参加试飞人们的心情，正如同这火一般的云彩。

　　在西线的日子，人们忘我工作的动力是什么？是他们对新机的热爱，是他们对战友庄严的承诺。在新机成功完成定型试飞的时刻，周自全却独自一人来到室外，闭上眼睛，脑海中又出现了那已逝去多年的老试飞科研人员，也是他的老朋友--廖厚全。为了使新机早日试飞定型，老廖不顾年过半百的年龄和大家一样加班加点，最后病倒在去GDAS的路上，12名战友的鲜血汇聚在他的血管里，还是没有留住他的生命。在此半年前，他已办理了退休手续。周自全此时清楚地记得，干了一辈子科研试飞的老廖曾对他说：“你放心，我会跟着你，直到把新机试飞搞完。”

　　“我们一定会等到那一天！”这是历史的使命，祖国的重托，战友的夙愿！这种责任已深深注入到周总和每一位参试人员的血液和生命中。

　　在新机定型试飞中，要说到最辛苦的人，人们都会马上想到机务人员。有人统计过，从2002年4月到2003年12月31日整整20个月，600天，机务保障人员总共才休息了13天。

　　在塞外的戈壁大漠，夏天，飞机蒙皮被烤的发烫，一不小心他们的手就会烫红起泡。冬天，机务人员在零下30°C的环境中还在工作，手一碰上飞机蒙皮就会粘下一块皮。问他们为什么这样执着，一句简单的不能再简单得回答：“赶上这个型号不容易。”

　　在新艺机械厂给新机现场指挥部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里，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位和新机一起成长起来的现代机务工作者和共产党员，他叫孙建英，是试飞院机务六大队航电主任。从1999年开始到新机完成定型试飞的时间里，机务人员总共排除了大小1394个各种故障，其中有496个都是孙建英和战友们一起克服种种困难排除的。

　　几年来，他在维护新机的过程中，撰写论文和笔记多达50多万字，并凭借自身过硬的专业技能和理论水平赢得了9家厂所、8次向大队航电专业颁发的委托书和授权书。难怪新机的设计总师宋文骢说：“航电方面的问题，就去找孙建英。”
　　

　　有人说：“新机的研制历程，就象是中国航空工业发展中的一部史诗，充满了激情与拼搏，充满了压力与挑战，充满了挫折与进取”。对此，奋战在试飞一线的试飞员们有更深的感触。

　　当今世界，新型飞机发展越快，科技含量越高，其中的风险性也越大。一日，一架墨绿色的战机从试飞院机场腾空而起直刺长空。座舱内，空军特级试飞员李存宝精神高度集中，不敢有丝毫松懈。当飞机到达万米高度时，飞机突然发出两声异响，随即飞机的无线电失灵，平显消失，所有设备指示灯全部熄灭，只剩下总告警灯发出可怕的红光。

　　此时，李存宝与地面完全失去了联系，他根据经验判断，飞机很可能是发动机意外停车。失去动力的飞机高度急剧下降，李存宝迅速稳定住情绪，6秒种后，他手动打开了“EPU”（应急动力系统）。再有20多秒，飞机就将接地了，李存宝仍牢牢地握着驾驶杆。就在这时，“嘭”的一声，飞机发动机重新喷出耀眼的火焰，飞机空中起动成功，战机再次跃上蓝天。李存宝在耳机里又听到了现场指挥员、他的老伙伴汤连刚那熟悉的声音，他感到这声音是那么的近，那么的亲切。

　　这是新机的首次空中停车。李存宝不但保住了飞机，更令人惊呀的是，他还准确记住和叙述了在发生意外停车的几秒时间里，飞机和座舱的一切情况和数据，这些为进一步改进和完善飞机提供了重要依据。

　　神圣的事业之所以为人们所崇敬，因为他总是伴着风雨和磨砺。空中加受油试飞是新机定型试飞中重要的一项。但在进行空中加油时，试飞员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为完成新机的空中加油试飞，试飞团先期就曾进行过大量的准备工作。团长张景亭亲自驾驶的受油飞机与加油机进行了“腋下加油”训练，飞机近到可以清楚看见对方飞机的铆钉和标识。

　　最后，张景亭和试飞员们一起，通过认真分析研究和观看录像资料，并结合国内外加油的成功经验，终于找准了问题。在实际试飞中，试飞员采用了余光看锥套、逐渐逼近的试飞方法，最终成功完成了新机的“战略对接”。

　　张景亭，不但是我军首批具有双学士学位的试飞员，也是我国唯有的三名国际试飞员之一。作为一名当代军人，一名由党培养起来的大学生试飞员，他深深地懂得部队是多么渴望新装备的到来。他不仅是一名出色的“领头雁”，也是一个过硬的试飞尖兵。新机在阎良试飞时，是他完成了最小滑跑距离试飞，也是他最先经受了每秒9米大侧风着陆的考验。他还科学地总结出了一套系统的大侧风着陆方法，为后来在西线试飞时，试飞员在每秒14米的大侧风条件下成功着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实，不光是身在西线的人们关注着新机的进展，那在远方的人们也在时时关注着新型战机。西线的同志们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院长曾20多次亲赴西线组织、研究试飞工作；书记曾多次带着院党委的关怀和全院职工关注，到西线看望大家。还于八月十五亲自带着院里自编自演的节目和亲人们的问候来到戈壁，为繁忙的人们带来欢笑；他们还清楚地记得，凡是重大节日，院里都有院领导到茫茫大漠与大家共同度过。

　　新型战机，包含着多少人的情和义。

　　2004年元旦前夕，新机试飞的攻坚战——“低空大表速”试飞开始了。

　　新机只有通过了该项目的检验，才能获得通向蓝天的“绿卡”，才能在广阔的天空无忧虑地飞行。作为一类风险科目，“低空大表速”试飞危险性很大，国外在进行新机的“低空大表速”试飞时，曾多次发生飞机空中解体的惨剧。

　　2003年12月1日上午8点30分，试飞团副团长李中华驾战鹰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向天空，转瞬间从人们关切的目光中消失，融入大漠碧蓝如洗的天空。

　　万米高空，战机开加力向下俯冲，飞机急剧下降。 当飞机的下降速度达到120米/秒时，李中华感到进入了一个陌生的领域，在这里就象是一个人坠入无底的深渊，就象是一个人被丢在了无边的黑暗世界。

　　空军装备部、集团公司有关领导此时坐在地面监控室中，他们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监视器的屏幕。当监视器显视飞机动压已非常高，院长和在场人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大家都知道，此时的飞机和试飞员都在承受着超极限的巨大过载。大家都在为李中华和他的战鹰捏着一把汗，同时也在默默为他祝福。

　　飞机在继续以大速度向下俯冲，飞机与空气摩擦产生的噪音也越来越大。中国最大飞行表速的记录已被李中华甩在了身后。试飞的标准数据早已达到，李中华决心向耶格尔跨越音障那样，继续向飞机和身体的极限挑战。此时，飞机速度每增加一个单位而产生的噪音和视觉反差却在以10个单位增加着。在这个前人从未涉足过的未知领域里，飞机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化都会使人精神高度紧张。

　　李中华咬紧了牙关。

　　飞机从万米高空沿大角度俯冲，距离地面只剩下几百米时，飞机最大表速终于达到了。

　　试飞成功了！李中华冒着飞机可能解体和瞬间接地的巨大风险，创造了一项国内飞机崭新的飞行速度纪录。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只有对事业无比执着，只有具备过硬的素质，只有那些无畏死神的勇士才能突破那蓝天禁区，创造出辉煌的战绩。

　　2003年12月25日，随着试飞员徐勇凌驾机准确命中靶机，新机的定型试飞任务，乃至整个重点工程都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这真是定型试飞千般苦，一弹开花定乾坤。为了这一天，中国航空人整整等待了二十年！二十年岁月峥嵘，新机，终于被磨成了蓝天利剑！
　　
　　历史总在沧桑巨变，亘古不变的是那博大宽广的天空，她也见证了新中国的航空工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是新时代的共产党员和新时代的航空人创造了新机诞生的奇迹，也是艰辛的研制历程锻造了这许许多多优秀的共产党人。 新型战机，将永远成为中国航空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中国新一代现代化的战机已经腾飞——绵亘千里的长城——滔滔东去的黄河——不甘寂廖的家乡——看看头顶的天空吧！一个梦寐以求的神话——怎样被你的儿女——铸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