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国空军对自身的定位仍是防空部队和陆军的支援部队。歼击机部队的主要任务是防空拦截、打敌侦察机/轰炸机/歼击轰炸机/运输机,以及有限的对地支援任务。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空军对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地位、改变传统定位开始有了一些模糊的看法,主要通过对美苏空军战略的研究、航空兵攻击/防御机种比例等方面的研究体现出来,虽然杜黑“制空权”理论仍是受批评对象,但攻击性思想已经初露端倪。十余年后,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顺尧上将正式对外宣布中国空军将转向“攻防兼备”,其发端实际就始于80年代末。而研制过程贯穿中国空军战略转变时期的歼-10,不会不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当然也不会是非常明显的影响,毕竟一切都还处于混沌状态。也有同好指出,中国空军既然定位为防空军,就不可能要求歼击机增加对地攻击能力。但事实上恰恰相反:歼-6加装炸弹架、歼-7推出歼-7H改型、歼-8B增加拦射能力的同时增强对地攻击能力……即使没有攻击性理论的指导,仅仅是飞机效费比、支援需求与对地攻击能力的缺口这两大因素就足以促使中国空军采取这类措施了。
作战力量编成方面,需要考虑的是系统化要求和作战飞机退役补充的问题。80年代末,我们已经提出了初步的作战系统概念。其中,空空作战系统由歼击机和一定数量的保障支援飞机构成;空地作战系统由歼击轰炸机、强击机、轰炸机和有较强对地攻击能力的歼击机以及保障支援飞机构成。不难发现,这个概念隐约有点“攻击型”空军的意味在里面。作为当时唯一一种在研的新一代歼击机,歼-10必须同时兼顾空空作战系统和空地作战系统的要求(也就是作为“有较强对地攻击能力的歼击机”)。从作战飞机汰换的角度考虑,到21世纪初,随着歼-6、歼-7、强-5早期型大批退役,中国空军现役歼击机/强击机数量将急剧下降。用新战机一一替换是绝无可能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全面提高新歼的作战能力,尽量满足多方面的需求。不过,既然我们用“有较强对地攻击能力的歼击机”这个概念和歼击轰炸机相区别,那就意味着这种歼击机的设计重点仍是保证机动性,但期望通过各种手段在机动性损失不大的前提下明显提高对地攻击能力。
80年代的中国空军作为一支典型的防空部队,截击防空是其主要“业务”。那个时候中苏关系仍未解冻,苏联空军图-22M超音速轰炸机对我空防构成极大威胁,是中国空军的一块心病。和格鲁曼合作改装歼-8B的“和平典范”计划就是为了加强北方空中防线。在这种背景下研制的新一代主战飞机,对其高速截击能力的要求自不待言。当年中国空军曾经考察过F-16A和幻影2000B,对比结论是幻影2000B略优于F-16A,而主要理由是幻影2000高速飞行性能好,能发射中距拦射弹。考虑到这种评估的目的是为引进或仿制生产作准备,就不难看出中国空军对新歼的高速截击能力重视到了何种程度。
当时中国空军对新一代主战装备的要求是:在主要战术技术性能方面,除了应具有能适应现代战争环境的先进性外,应着重强调适应空军的战略战术特点和作战使用要求,具有中国特色,即:机载武器威力大,机动性能好,适应性强,耐用可靠,维护简便,价格适中;不过分、单纯地追求技术的“新“和单项性能指标的“高”。这是一个比较理性而均衡的要求,类似于诺斯罗普的均衡设计思想。虽然要求中也有提到机动性,但单纯追求机动性的极端做法显然也是与此思想相悖的。
综合以上因素,从需求角度看,笔者认为歼-10的定位是:重视高速拦截性能与机动性能,具有较强对地攻击能力的歼击机。2001年《参考消息》首度转载《东方日报》文章、证实歼-10存在时,笔者曾依据当时报道的最大起飞重量推测歼-10定位属于歼击轰炸机,本意也是指该机具有不错的对地攻击能力。两厢比较,应该说空军特别定义的这个歼击机子类更适合歼-10的定位。
而从现实角度看,飞机定位与其设计特点密切相关。歼-10的超音速可调进气道、经过优化的鸭式布局、多个机身挂点等特征也印证了这一推测。通过对歼-10细节的研究,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的蛛丝马迹。
总体布局
随着歼-10的公开,“近距耦合鸭式布局”这个词在中国军事媒体上可谓红极一时,就连平时对军用飞机不甚“感冒”的同事也会冷不丁冒出来一句“近藕鸭式”,唬得人一愣一愣的。
于是,便有了这样两个问题:近藕鸭式布局是不是最好的布局,比正常式边条翼布局还要好?采用近藕鸭式布局的歼-10是不是比采用其它布局的飞机机动性更好?笔者不止一次被问到这些问题。虽然就笔者对歼-10的感情而言,也非常希望回答两个“YES”,不过很遗憾,在现实中这两个问题根本就没有答案。
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飞机总体布局选择也是一样。当使用方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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