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外指”,即已由与东洋划清界限转向强调东洋一体共同对付西洋了。第二,东洋史学作为“欧化主义”的理论基础已不适应“超越近代”以及与西方列强争霸的需要。第三,“恢复东洋的文化与传统”是为日本所谓的“圣战”及“大东亚共荣圈”目标的实现在文化上寻找理论根据。在这种形势下津田的理论受到冷遇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另外,更主要的是津田对日本神代史的研究结果(津田称‘天孙民族’、‘万世一系’不过是神话而已)令军国主义者大为不满。津田的理论被右翼团体攻击为“大逆思想”，津田本人也被当时日本的法院判刑3个月并终身禁止其写作。
白鸟库吉与津田左右吉对中国文化的否定,加剧了近代日本人对中华文明乃至中国人轻蔑的程度。但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限于孤立地位的日本为了与西方殖民主义者争夺在亚洲的利益又开始寻找“脱欧入亚”的理论。因此,东洋这张曾被日本打过的牌又一次派上了用场。近代日本自相矛盾的亚洲观与中国观在日本政府对待津田的态度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在津田发表讲演的同一年,谷川徹三在《中央公论》上发表论文:“东洋与西洋”,对当时日本的东洋观进行了理论分析。他首先对东洋与西洋对立的现实意义提出疑问。指出“如果说所有文化都是建立在历史与传统的基础之上,那么,今天的科学与技术文化、包括我们从西洋引进的文化也应该是建立在历史与传统的基础之上。如果不是这样,它就会脱离我们的生活”⑾。谷川认为,在东洋与西洋的称呼中含有历史传统与文化上的意义是无疑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东洋各国即便过去没什么交往但却有一体感。可是,如果把东洋与西洋对立起来,那就必须回到过去,而“过去的东洋无法成为今天的指导原理”、“目前,尤为重要的问题是,以日本为中心建设东洋的新秩序还缺少充分的现实性……(因为)日本立于亚洲文化前列的时日还太浅。我们对异民族进行统治、安抚的经验只有一点点”⑿。所以,他认为日本是在东洋的“大口号”下实施其侵略的真实目的。在当时军国主义者统治下的日本,他能以如此冷静的头脑与明确的语言透彻地分析日本亚洲政策的实质难能可贵。他告戒日本不要步当年入侵中原的异族人的后尘,因为他们“虽然征服了汉人,但不久就被汉人的文化所同化”⒀。
三、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观”
对于日本来讲,“一直到明治维新,中国都被当做‘圣人君子之国’。孔孟之学即儒学奠定了日本政治思想史的基础”⒁。但甲午之战中国的失败,使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了第3次大的变迁(第1次在大唐衰落之后,第2次在大明鼎盛之时),日本开始蔑视中国。二战结束,日本战败。中国在日本人眼中重新成为“人类理想之国”,他们把中国看成“亚洲大陆的强国”。但很快这样的中国认识就发生了变化。因为进入60年代后,日本经济实现了腾飞,而中国社会却在动荡与混乱中渡过了10余年左右的时光。日本经济名列世界前茅,中国仍然处于贫困状态。因此,日本人的亚洲观与中国观又恢复到了近代的原点上。反应这种变化的代表性作品是长谷川庆太郎在20世纪80年代所著的《别了!亚州》一书。此书作者认为,“日本位于亚洲大陆的东端,日本人是亚裔黄种人。对于日本人来说,不论从哪方面讲,亚洲都是一个关系很近的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当中,日本从亚洲输入了文字与思想,接受了宗教,学习了政治制度。但这已成为历史。因为在战后的40年里,日本与日本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亚洲在这40年里却未发生什么变化。结果,日本与日本人决定性地离开了亚洲”⒂。长谷川认为,日本人的意识与日本周边亚洲人的意识之间,可以说几乎不存在共同的要素。“日本不属于亚洲,日本人也不是亚洲人。日本是耸立在亚洲这个巨大的垃圾堆里的一栋超近代的高层建筑”。他的话很容易让人想起19世纪80年代福泽瑜吉撰写的《脱亚论》一书中所提出的“谢绝亚细亚之恶友”(指中国)的主张。
80年代以来,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综合国力都有所提高,日本人的中国观也相应地跟着发生微妙的变化。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为在亚洲推行他的“新战略”,强化了日美军事同盟的作用。对于日本而言,中国即不能过于强大也不能过于衰弱。从历史上看,中国过于衰弱,日本就会面临危机。中国过于强大,日本似乎又有一种失落感。所以,在日本国内往往会出现一种自相矛盾的中国观。其中,既有对中国强大后市场需求的渴望,也存在着“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如,有的日本人说,他不喜欢声讨南京大屠杀的中国而喜欢出三国志、汉诗的中国。还有的日本人建议在处理中日关系时把金钱与技术作为有效的武器,与中国建立战略式伙伴关系,而这种战略式伙伴关系无所谓喜欢不喜欢,只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另外也有象石原慎太郎这样主张中国分裂的人。
当然,战后50多年来,从方法论以及基本理论的角度来认真研究中国的学者也不乏其人。
关于战后日本人亚洲观的问题,最早在理论上以及方法论上着手进行研究的是竹内好。1961年,他在“作为方法的亚洲”一文中主张把亚洲作为对象来研究。80年代后期沟口雄三又对研究中国提出了具体的理论分析框架。沟口认为,研究的目的不能限于中国以及解构中国学。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一书中沟口指出,把中国作为方法(对象)来研究的领域是一个多元领域。在这里,中国是一个要素,欧洲也是一个要素。他把中国作为亚洲来解读,并试图用中国这副眼镜(被相对化的马克思主义)看西方。沟口试图用从中国导出的价值观来替换东洋这一概念。他认为,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所研究的中国不应停留在对象上,而应把中国自身再作为一种方法来观察世界。即通过把日本相对化来把中国相对化,进而再把世界相对化。他认为这样才能在主客体相对化的过程中摆脱欧洲中心史观,同时将追求日本主体性本身也相对化。我们不能不说这是在研究中国与亚洲的方法论上的一个尝试、一种创新。
日本在研究和看待中国时正确的态度与方法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看到近年来日本的中国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日本人的中国观也在向积极的方向迈进。如,NHK在做过有关中国的节目后有关负责人就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极力排除想掌握这个国家整体形象的野心,我们只想挑战局部地区”。中央公论也认为,任何人所了解的中国都是个别印象,想通过一件事了解中国是不可能的。小室直树在《中国原论》”中指出,正是中国的历史才是理解中国的宝库;佛教、基督教、犹太教都是拯救个人的,但儒教是拯救集体的。几十年来一大批严肃的学者及友好认识对中国脚踏实地的研究以及实事求是的观察为日本人中国观的第4次大变迁奠定了基础。
2002年11月28日,日本出台了一个重要的报告书。这就是小泉内阁“对外关系课题组”(対外関係タスクフォース)在经过1年零2个月的研究并召开了32次会议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最后书面文件《21世纪日本外交的基本战略——新时代、新理想、新外交》。该报告书所显示的日本人的国际观可以概括为以下3点:⑴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全球化。⑵军事力量的显著发展与强化。⑶中国经济的快速扩张。在对国际形势进行上述判断的基础上,该课题组得出结论说,这种变化对日本及亚洲各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威胁。强调日本在制定未来的外交战略时,首先要考虑到日本的国家利益。并将日本的“国家利益”规定为:⑴维持日本的和平与安全。⑵维持自由贸易体制。⑶拥护自由、民主、人权。⑷推进与各国民众之间的学术、文化、教育交流,培养人材。但笔者认为,该报告书的重要性还不仅在于此。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该报告书将成为21世纪日本人树立新中国观的开始。因为笔者注意到,该报告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加大了对中国问题关注的力度。课题组成员不仅将中国因素作为目前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征之一,而且不惜笔墨在地区性课题以及附加报告书部分论述其对中国的看法与评价。甚至在参考资料中有关对华ODA部分也占有重要的篇幅。所以,笔者将这份报告书看成是即将来临的日本人中国观的第4次大变迁的信号。下面分析一下报告书中所体现的21世纪日本人“中国观”的新特点:
1、重新定位中国以及中日关系
报告书认为,“中国已成为自鸦片战争以来150年中从未出现过的‘强势中国’”。日本必须面对这个新的事实,而不能用以往的方式来处理日中关系。虽然该文件没有把中国象美国那样定位在“对日本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上,但却认为“与中国的关系是21世纪初期日本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课题”。同时,将中日关系定性在“协调与共存”、“竞争与磨擦”两种相反要素相互交织的框架之中。主张在处理中日关系时不能感情用事,要“以冷静的心情”加以对待。构筑“敞开心扉”、“建设性”的中日关系。对于双方的“共同点”要加以扩展,对于“差异点”双方也要有勇气承认。两国当局要确立和提高“世界范围内的中日关系这一意识”。认为良好而稳定的中日关系不仅对两国有利,而且也有利于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2、 否定经济上的“中国威胁论”
报告书指出:“对于日本来说,究竟希望近邻的大国中国处于何种状态呢,是一个经济陷入停滞、时而发生猛烈社会动荡的中国还是一个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并能给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带来丰富商机的中国?这一点无需讨论”。认为,与其说中国的发展是一种威胁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