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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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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行动。西进计划随着不断变化的形势而一再拖延，最终失去了宝贵的时机。现在似乎有了转机，东返将取代打打停停的西进方法。可是，当徐、陈准备东返时，党中央又电令西路军停止执行东返计划。
原来，倪家营子大血战不久，西安局势又趋紧张。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忽发出“讨伐”电讯，在西安引起了轩然大波。西安军民群情激愤，认为蒋介石背信弃义，主战呼声高入云霄，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我党力挽狂澜力排众议，坚决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由周恩来等同志从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和斗争。同时，党中央令西路军停止执行东进计划，以避免加剧西安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央让西路军依靠自身力量，就地坚持，粉碎马家军的进攻，适时完成西进任务。徐、陈根据西路军面临的情况向军委建议，西路军灭敌西进，相当困难。如上级不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打击“二马”实力，则西路军难以完成西进任务。万不得已时，西路军在现地坚持一段时间后，只好东出青海大通、西宁一带活动，解决部队的补充问题，伺机再图发展。
中央书记处和军委主席团２月１７日电报指出：同意西路军春暖前在临泽一带寻机破敌，争取春暖后向肃州、安西行动。“依据你们自己与当前敌人力量对比的情况，依据国内与西北的环境，如果蒋介石不能或不愿停止二马向你们进攻，又不愿主力红军派兵向你们增援，则你们唯一的方针，是调动敌人，寻求机会逐渐削弱与各个击破之。”“你们春暖后向大通行动的提议目的何在呢？是把向大通当作调动敌人守青海，以使自己仍然回到甘州、肃州区域，并向安西呢？还是想占领青海呢？”“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有关系的。”中央的这个电报，虽不完全出乎徐、陈的意外，但在当时确象是一个晴天霹雳。
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发生北上和南下之争。徐、陈曾力主和中央共同北上，后因张国焘反复电令，只好南下。事实证明，南下的路走不通。现在把西路军的行动方向与过去的“政治错误”联到一起，徐、陈自然有难言之苦。陈昌浩压力尤大，他曾是“国焘路线”的积极支持者，现时又身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重任。翌日，徐向前建议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讨论行动方针，陈昌浩同意。会上，徐向前讲了西路军面临的严重不利形势，中央不能派兵来援的情况，提出自救东返。多数到会者，对东返和西进的具体策略踊跃研讨，但提到与中央意见分歧的事，都似乎心情沉重，不愿多发表意见。陈昌浩迟疑不决，显得心事重重。最后，大家一致赞成徐总指挥的自救东返主张。西路军回师东进，在西洞堡一举歼灭马家军西宁宪兵团。战斗结束，８００多个敌人作了异乡怨鬼，８００多支马枪，４００多支短枪和许多战马、俘虏成了红军的胜利品。
陈昌浩因东进没有中央的命令，本来就有顾虑，见部队打了胜仗，得到补充，便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徐向前听了大吃一惊，说：“昌浩同志，你还有什么力量回去建立根据地嘛！我们好不容易突围出来，回去不是自寻灭亡吗？”但是，陈昌浩头上有“紧箍咒”，不顾实际情况坚持要回去。徐向前和他吵了一顿，没有结果。这时中央来电：“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陈昌浩又一次占了上风，证明他是马克思主义，徐是“右倾机会主义”。西路军担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指示去办。事实上许多指示难以行通，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步署，既未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之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这就使西路军最高指挥官几乎没有机动自主权力，战场指挥也就无法随机应变，机断专行。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一切唯上，当断不断。
徐向前在《血战河西走廊》中自责说：“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深刻的。”由于陈昌浩坚持，西路军没有趁西洞堡胜利的机会，迅速甩开敌人，大步东返，而是全军回师倪家营子。二返倪家营子，敌人对红军的包围更加紧缩，梯队重迭，步步推进，而红军驻地房倒屋塌，水井被填，吃住更加困难。敌人将红军前沿围子包围数层，一直冲到纵深与红军后方部队激战。徐、陈不断向中央告急，请求火速派兵支援西路军。但这时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进入“拍板”阶段，和平协议即将达成。一着不慎，就会给蒋介石以借口，破坏和谈，挑起内战，危及全民族的生存。党中央对于救援西路军左右为难，总是尽力争取谈判途径解决，万不得已时才诉诸武力。党中央除紧急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等同志，强烈要求蒋介石令“二马”停止军事进攻外，２月２７日决定以原四方面军之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同第二十八军、第三三十二军并骑兵一个团组成“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林育英）为政治委员。
中央指出，增援西路军极为迫切，但必须服从两个原则：一是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动时，由周恩来告知蒋介石的谈判代表顾祝同，请其谅解。如蒋下令“二马”停战，援西军即中道停止；二是不使增援部队又陷入困境。因此，在取得南京方面的谅解，援西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附近一段，接出西路军，不可西进过远，以免造成更大困难。
中央也曾考虑“围魏救赵”，出兵临夏、西宁，吸引马步芳主力回援，以解西路军之危，但因受和谈问题的牵制，未能实现。３月５日，援西军从淳化、三原出动向镇原方向开进，但这时，远在千里之外的西路军败局已定，大势去矣！最后，引用《血战河西走廊》的一段话结束全文。“西路军是整个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全盘战略上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毫无疑义，部队的一切行动，均应服从和服务于策应河东红军与友军的全局需要。但是，如何策应才更符合实际情况，更有利于全局发展，则值得研究。苏联当时应我党要求，为支援我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准备了大批武器，待红军去取（后因西路军失败，才将这批武器转交盛世才的军队）。
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再进一步说，西路军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开战局，控制河西地带，那就不单是一时策应河东局势的问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亦必将发生积极的影响。八路军就不止编制三个师。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可惜的是，当时在西路军的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致使西进的战机完全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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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1-2 22:0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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