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关于最后的撤军之谜和撤军时的伤亡问题的看法
　　
　　这个问题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攻击对象，先是宣传说当时我军已经陷入了越南的陷阱里，后又以撤军的伤亡来攻击我军的战斗力低下，这些观点其实都是荒谬的。
　　
　　我国撤军与对越作战的战略意图有关，而并非所谓“重蹈美军覆辙，陷入越战泥潭”。
　　
　　中国对越作战的战略目标，是以围魏救赵之策，迫使越军减轻对柬埔寨梅莱山红色高棉基地的压力。以中国军事实力，若大举攻越，短期内拿下河内、海防等中心城市，并非难事。实际上，作战开始一周，越军边境地区防御即已全线崩溃，越314A师据守的谅山三面被围。谅山为中越边境重镇，自古越南叛离，若中国大军破谅山越南王即自缚请降。
　　
　　我军撤军的真正原因有二：
　　
　　一是当时我国在国际上空前孤立，仅有柬埔寨支持我军攻打越南，如果我国不撤军而将战争继续扩大化，国际舆论对我国将非常不利，几十年在第三世界辛苦建立起来的影响可能毁于一旦。
　　
　　二是中国顾虑背后的苏联。我国1979年对越作战是一场真正的大国博弈，此时真正紧张的是中苏边境地区，当时中苏边境居民几乎转移一空，生产生活全部陷入停顿。在中苏交恶的60、70年代，苏军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陈兵百万，苏军驻远东和外蒙的摩步师的战术作训大纲的核心内容之一即是以北京为突袭目标，要求摩步师每日前进50-70公里，苏军对我国北部地区压力极大，这也是当时我军精锐多数在北方的真正原因。由于苏联绝不会容忍中国夺占其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若中国攻占河内，更换越南政权，苏军在中国北方策应越南的可能性极大。中国对越作战从一开始就反复申明是边界反击战，就是向苏联表明绝无占领越南之意，防止苏联动手。在战役战术上，则采用“围点打援”策略，围住谅山而不攻陷，吸引越军主力从柬埔寨回援，歼灭越军主力部队后撤军，这样，救援柬埔寨的战略目标就达成了。实际上，越军开始确实中计，已将6个主力师，包括突破金边的203师从柬调回，企图增援谅山。当越军主力向谅山移动时，中国在谅山东南和西南方向的10多万部队随即向两侧运动，已张开了袋口。但中国由于顾虑苏联在北方行动而一再明示自己的意图终于起了作用，加上苏军卫星侦察到这一移动，并将情况通报了越军，使越南终于明白中国从一开始就说出的战略企图是真的，从而明白了中国军队对谅山围而不打的真实意图。于是，越军主力不再企图增援谅山，而回撤到河内以北布防。中国见战略企图已暴露，越军主力不会再上钩，只得对谅山合围发起攻击。攻击谅山只用一天半解决战斗，消灭了越军第3师主力的情况表明，这是是典型的“围点打援”战术，我军意在围歼增援的越军主力。
　　
　　当然，由于苏联挚肘，中国被迫暴露战略企图，未能达成战略目标，不能不令人遗憾。中国军队在指挥、通信、后勤保障等方面也暴露出大量问题。美军估计，由于后勤方面的问题，中国军队越过边界300公里（不是区区50公里）后，作战能力将大幅下降。但在对越作战的各战役中，中国军队在火力和作战能力等各方面占压倒优势，追着越军打的情况，是事实。甚至在让侵越美军甚为头痛的小部队丛林游击战方面，中国陆军对越军也占压倒优势。这都是事实。
　　
　　另外，关于我军撤退时遭越军反扑伤亡惨重的说法是错误的。我军在撤退时为防止越军反扑，各部队采取了轮番掩护的办法撤退，但事实上，越军的反扑是零星的，基本是“礼送”我军出境。事实上，当时我军的主要伤亡都来自沿途越南残余游击队的骚扰。这是因为我军推进过快，没有彻底肃清敌人零星逃亡部队，此外没有对占领区分派更多的部队守卫，使很多游击队势力死灰复燃，给我军带来了一定的伤亡。后来我军派出小部队坚决彻底的打击残余敌人，从3月9日起，我军的伤亡率即大大降低。
　　
　　这一点请看一则1979年3月20日越南《人民报》摘要（撤军越军并未反扑）：
　　
　　“侵略者出动六十万军队和进行全国动员，气势汹汹地闯进我国，他们企图炫耀武力，企图压倒我们的反抗，煽动整个国际对抗，实现吞并我国的计划，为它们征服整个印度支那、东南亚和更远的地方创造条件。
　　
　　“当敌人遭到失败而被迫撤军时，我们表示了和平善意和放生的道德。让它们有条退路而不狙击它们。当侵略军全部撤回它们国家之后，我们随时准备谈判，以恢复同中国人民的友谊和他们国家睦邻和平共处的关系。然而，我们清楚地知道反动势力仍然继续控制北京的政权。它们并没有放弃侵略和吞并我国的敌视政策和阴谋。它们等待着我们放松警惕、认不清它们的阴险阴谋和手段，以便它们进行象过去忽必烈父子那样新的冒险行动。
　　
　　“前线各省同胞和战士已英勇战斗，建立了出色战功。但是要承受牺牲和艰苦。英雄人物应及时表彰，以鼓舞人心。首先，要迅速恢复生产和生活，克服战争后果，维持安全、秩序，随时对付敌人的新阴谋。党和国家的各个部门以及各地都有义务帮助前线各民族的同胞，总结这场战斗的经验，以健全我们的国防和其它各项工作。”

　　七、对战后反思的看法
　　
　　（一）对“当时中国军队实际上只重视培养士兵，缺乏知识的士兵很难适应现代军官的指挥要求”的看法
　　
　　我国兵役法规定的是适龄青年均有义务入伍，对应征公民的学历未做明确要求，一般情况下征集的是具有高中学历的公民。实际上，由于中国教育体制和各地情况的不同等缘故，在很多地方，农村青年初中毕业，城镇青年高中或初中毕业都能参军入伍，许多城镇青年都把参军当做曲线就业的途径。即便是高中毕业的士兵也往往不能及时掌握新装备，例如海军某舰艇部队装备新型雷达几个月后，首长上舰视察，看见雷达竟然蒙着布，感到奇怪，询问该部队长得到的回答是士兵都不会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埋怨人武部的同志没把好关，要根治这个问题就要对现有教育体制、退伍转业体制和干部体制等方面入手，这个问题就扯的比较大了，以后有机会再说。实际上，从优秀士兵中选拔军官是国际通用的，也是验证过的有效做法，例如以色列陆军条令规定：任命一名军官之前，必须看他在作战部队是否当过班长。未当过班长的永远不能成为军官。目前建立士官制度，给予了士兵成为职业军人的发展空间，但是也存在一些弊病。
　　
　　（二）对“开始摆脱文革时期僵硬的人民战理论”的看法
　　
　　作者这话说的隐晦，但是意思是清楚的，无非是说人民战争理论不再适应当前形势了。人民战争理论并不排斥职业化军队建设，对理论中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地方进行新的内涵和形式阐述加以补充完善是对的，但是放弃人民战争理论则是错误的，与时俱进并不代表彻底抛弃原有的东西，人民战争理论是我国国防的重要思想，放在现在也是有其重大的积极意义。现代战争，随着武器装备智能化、战场多维化、作战方式多样化、作战理论综合化的发展，军人和平民的界限日益模糊，我们不仅需要有效制约侵略的职业化现代化的军队，也需要强大的随时可以投入作战的后备军和不穿军装的军人。在这样的形势下，人民战争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不仅不能削弱，而且需要大力加强。

　　八、我对1979年对越作战的一些看法
　　
　　（一）越军与我军在战略战术素养上存在着的巨大差距
　　
　　实际上，在1978年12月下旬，我军就封锁了边境，一直到1979年2月17日发起攻击期间，对面越军调兵遣将，始终是严阵以待，对我军的攻击做了充分的准备和应对预案我军很难达成战役的突然性，部队一开始就是在强攻。而且我军一线作战部队合计25个师，对手是越军的正规部队15个师又9个旅（团）和大量的地方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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