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考虑到当时越南担负运输任务的多为妇女，许多情况下要靠头顶肩扛，特意关照有关部门，援越物资包装每件重量不得超过30公斤。

　　看看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曾经为越南做出了如此无保留的奉献，再看看越南当局背信弃义的做法，任谁都会怒不可遏！如果忘恩负义之徒不受到惩罚，我国的尊严何在？

　　第三、为我国战略重点转移做出初步尝试。

　　我国长期面临战争的威胁，长期的打大战、打核战准备牵扯了我国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当时发展经济又是我们迫切的任务。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机械的对峙、被动的等待、长期的消耗不是办法，果断的亮剑，摸清苏美两霸的底牌，将为我赢得了战略主动。

　　上面三个原因，是我国对越发动惩罚性作战的主要动因。

　　发动对越作战，时机选择的也是恰到好处。

　　中美关系正常化，实际上结成了同盟关系，在中朝边境、我沿海地区的威胁大幅度减轻，美苏之间的核超级大国的默契，降低了中苏之间爆发核大战的可能。

　　中国和苏联在1950年2月14日签定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为期30年，即将到期。一旦中越爆发战争，中苏、苏越之间条约的相互矛盾，给苏联不干涉提供了一个台阶。

　　中国对越作战，苏联的态度将成为决定性的因素。面对苏越的同盟关系敢不敢打，这个问题和1958年面对美台同盟关系敢不敢打一样。

　　对于来自苏联可能的军事干涉，我们做了三种不同情况的估计：一是大的干涉。即他用利用我们反击越南之机，从北面大规模地超越边境，搞长驱直入的侵犯。这种侵犯可能是严重的军事大规模的现代化进攻，甚至计划打到我们的首都北京……二是中度的干涉或介入，搞一些“还乡团”式的军事行动，以新疆、内蒙境内为主要目标，以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军事人员为主体进攻我们。三是在边境地区搞一些小规模的挑衅事件，在边境一带闹事，给我们造成压力，达到牵制我们，帮助越南的战略目的。

　　领袖高人一筹的地方就在于能够在复杂的局面下，准确的判断、果断的决策，从而赢得战略主动。

　　和1958年一样，打了也就打了。战争开始后，苏联政府接到越南政府的紧急请求，要求苏联立即履行《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的义务，苏联方面只是决定向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派遣军事指挥顾问团协助作战，北部边境的苏军几十个师除了有一些类似威吓性的演习之外，始终没有实质上的什么调动和部署。

　　后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这样评论说：

　　“……如中国告诉我们的那样，他们打了十多天后就收手撤军了。而苏联的反应呢？始终只限于虚张声势，恐吓威胁，不敢轻举妄动。”

　　“……它起码揭穿了苏联人的力量也是有限的这个事实，使人们看到把苏联的盟友教训教训也不是不可以的。那些受到苏联威胁的国家，是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的。”

　　当然，我们的“打”，还是遵循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在战前，我们直接而明确的表明了要惩罚越南。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应邀访美。1月30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有人问：由于柬埔寨得到北京支持的政府被推翻以后出现的紧张局势，中国是否可能进攻越南？邓小平回答道：“我们不能允许越南到处捣乱，为了世界和平与稳定，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可能不得不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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