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美国对越南战争的深入，美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作战飞机连续不断地入侵中国领空进行侦察和挑衅活动。在针对入侵美国军机的防空作战中，虽然在1965年9月20日海军南海舰队航空兵所部击落了一架美军的F-104C，但总的来说作战成绩并不理想。被誉为“打遍天下”的歼-6战斗机在与执行争夺空优势任务的F-4“鬼怪”和F-8“十字军战士”舰载战斗机的遭遇战中，虽多次获得拦截机会，但因性能差距较大而常常错失战机。另外，通过组装生产获得的部分歼-7战斗机（米格-21F-13）因性能不稳定难以大量部署，特别又分散在多个机场，甚至没有与美军飞机发生接触的机会。

海军航空兵的鱼雷攻击机

通过总结与美国军机交手的经验发现，入侵美机大都是从部署于南中国海的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舰载战斗机。有鉴于此，部分有相当超前意识的中国海军航空兵将领们提出，应该研制一种能够携带反舰导弹的超音速攻击机以满足未来军事斗争的需要。

当时海军航空兵的反舰主力依然是朝鲜战争后期引进的伊尔-28喷气式轻型轰炸机，该机由前苏联伊留申设计局研制生产，于1948年8月首飞成功，1950年装备苏联空军前线航空兵并大量出口装备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伊尔-28遂行战术战役纵深作战任务时，采用的是水平通过目标上空投弹，这是二战期间图-2轻型轰炸机作战模式的延续。由于没有配套弹药，采用普通航弹空袭时，需要保持400至2000米的飞行高度，以避免发生跳弹，然后多方向多批次进入和通过目标上空投弹。该机于1952年进入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服役，并很快成为中国空中打击力量的主力。

然而到60年代中后期，在配备雷达及射击指挥仪的自动控制高炮和地空导弹系统出现后，对伊尔-28这样中低空水平投弹的空中目标构成致命威胁。早在“大比武”时，军方就发现在使用伊尔-28攻击战术目标时，不能在有效距离内完成蛇形机动，进行双机交叉的剪式机动也难以达到规定的要求，这样就使低空突防反指挥仪机动达不到增大地面火控系统瞄准误差的目的。

当时中国航空工业基础较为薄弱，技术水平落后，无法为伊尔-28的升级改良提供可靠技术支持。伊尔-28机载设备和性能又不能支持角速度轰炸等机动航路作战模式，飞机自身的机动能力也难以进行有效的反指挥仪机动。

即便如此，作为当时中国唯一可以掌握的轻型轰炸机，还是由哈尔滨飞机制造厂于1967年8月仿制成功，并被命名为轰炸五型飞机（轰-5）。装备海军航空兵的轰-5主要遂行反舰作战，配备的武器为鱼-2型火箭助推鱼雷、航弹和航空火箭。考虑到鱼-2型航空鱼雷至少能在密集的40毫米舰炮杀伤界限外实施投射，所以当时中国海军的“轰-5+鱼-2”构成的反舰系统，比空军“轰-5+航弹”体系可能还要有效可靠得多。同苏联海军航空兵使用原则一样，中国海军航空兵也是采取小编队、多批次和多方向投入作战飞机投射鱼-2打击水面舰艇。只是，无论是中国空军还是海军航空兵，在使用缺乏制导武器的轰-5空袭战术和战役目标时，必须多批次大批量出动方能保证任务完成率，所以造成所需轰-5数量非常庞大（90年代初期，仅中南某地一个库区封存的伊尔-28和轰-5就高达500架以上）。

然而1950年代后期战役纵深的防空火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尤其是机动和半机动的地空导弹系统大量配属在战术和战役纵深地域，依靠大机群进行密集强大的突防遭遇巨大困难。这些在1960年代中期已经出现的问题，直到1973年的中东战争才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战争最初三天内，就有80架以色列飞机被阿拉伯地面防空系统击落。与以色列空军装备的F-4“鬼怪”战斗机和A-4“天鹰”攻击机相比，简陋而笨重的轰-5在机动性和作战能力方面更是远不如前两者。以这一机型去攻击防空体系较以色列空军的对手更为强大美军航母战斗群，很难逃脱飞蛾扑火的结局。

三机之年

1958年3月，中国空军向当时的三机部（航空工业部）提出研制一种性能优良的超音速强击机满足有关作战需要。同年8月，南昌飞机制造厂（现洪都飞机工业公司）正式接受研制任务，最初该型号被命名为“雄鹰302”。当时中国航空业基础差，缺乏理论研究储备。1960年5月全面展开研制工作之际国家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8月只好被迫停止研制工作。不过南昌厂凭借对国家、军队、航空事业的高亢热情，加上其研制歼教-1时所积累的经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开展难能可贵的研制工作。1964年11月，该机重新命名为强击五型飞机（强-5），并于第二年6月4日进行首次试飞，随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和试飞，到1969年底交付部队使用。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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