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处逢生

　　与约旦的合同，1981年6月签字，8月付预定金后生效。

　　1981年7月，我们的一架飞机在外场发生一等事故，最高当局作了严厉的批示。才从“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有名的老大难单位复苏过来的我们厂，开始进行全面质量整顿，莫文祥部长率工作组来厂蹲点。飞机生产线上国产雷达出不来，发动机又常出问题，飞机出不了厂；歼7Ⅲ型飞机的研制进展缓慢，工办很不满意。现在又加上一个出口合同，与引进工作交叉在一起。我们的确处在内外交困之中。好在谢明厂长一贯对我支持和鼓励，使我能沉着应付。

　　章克文同志的这个电话，断绝了我们歼7ⅡA型飞机为空军提供好装备的单相思，只能被迫把劲使在作好善后工作上去。咬紧牙关，不使我们国家的信誉受到损失，不让部里赔冤枉钱，不让引进工作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最大的风险和担子都要担起来。

　　的确，我们的风险够大了。第一，全部引进生产线的7个专业厂和参加学技术的研究所一下子全部退出这个项目了，领导机关的联合办公室也撤消了，全部专业技术工作只能由我们飞机厂自己来承担。如要向英方提供武器弹道参数，本来是有现成的，但兄弟单位退出后不给了，我们只好下决心自己搞，并且逼着我们自己学火控精度计算。我动员陈金琰同志从气动计算专业上转过来带人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约旦要改型的飞机，不仅进度急，而且改型项目多，没有技术鉴定定型的时间，没有回旋的余地，必须一次成功。比如他们坚持在机翼上不仅能装“玛特拉”R550型红外格斗导弹，而且要外加一对挂架增加一对机翼副油箱。5月份我在京参加对约谈判，他们非常明确地说，不加机翼副油箱，飞机就不要了，我们只好咬咬牙，答应他们。我说在技术上加副油箱重心配不过来，必须加配重，他们说宁可加配重也要改，就当场敲定了。我内心想的是进度太紧。

　　第三，进度问题更突出的是引进航电设备满足不了飞机出口的进度，研制批新设备试飞时还不知道会出什么问题，暴露出来的问题，能及时处理好吗？指标精度能达到吗？新设备投入生产后没有我们先用一段时间的熟悉考验期，会出洋相吗？更何况合同订的飞机出口时间要早于引进合同的设备进口时间半年。但飞机出口时间晚了约旦就不要飞机了，这个风险，陈部长说就冒了，我们看也只能如此。我们飞机厂答应的话是简单的，但这是一付千斤重担。

　　两个合同如此复杂交叉，我们并不愿意，但又是自愿的，我们没有向部里讨价还价，我们甘冒风险。

　　1981年9月10日，陈少中副部长带工作组来厂，在我们招待所召开有20个厂所参加的歼7B型和M型飞机技术经济协调会，即有名的7819会议。

　　在此以前，9月1日莫文祥部长即对我们说“出口约旦的合同，是逼上梁山背水一战，必须统一思想，打好这一硬仗。”

　　事实上的确如此。要救活引进合同，只能抓住唯一的出口机会，而要达成出口合同，又必须答应对方的进度和技术要求。三机部和我们厂都被逼上了梁山。

　　所以陈部长在7819会议上说：“歼7B型机和歼7M型机，要一次试成，要冒这个风险。总设计师要给下边承担责任，部长要给总设计师承担责任。无限风光在险峰。搞成了，工厂算闯了路子，要请国务院给你们半吨重的勋章。做好这篇文章，要打105分。”

　　挂半吨重的勋章，我们没有这个奢望，我们国家也不兴这个，但争取打105分，倒是有此雄心的。实际我们厂面临的这个工程，不是两个改型机型而是三个改型机型（还有歼7ⅡA）同时并进。要搞好它，不象放原子弹、放卫星那样一鸣惊人，但摆在一个厂的力量面前，是够掂量的。何况我们厂还有企业整顿、Ⅲ型研制、批生产等等任务。

　　出口合同的16个月内即1982年，就要交付20架歼7B型机。B型机要改进飞行员弹射救生性能，要提高飞机成附件寿命，并必须装上红外格斗导弹。当时我们国内没有“玛特拉”红外格斗导弹，处理设计交联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且，我们出口的飞机即能装它，就应该试验验证，不能一挂了事。

　　试什么呢？导弹挂架是改型的，转接具是我们新设计的，悬挂后外形、气动性能、重量均起了变化，电源系统采用了静止变流器，这些，要进行风洞试验，系统功能试验、强度试验、地面共振试验、空中投放试验等。而更重要的，要进行防止空中停车和武器发射的一系列试验。格斗导弹采用丁羟复合炸药，总冲和比冲高，烟雾大，对我们泼辣性不好的涡喷7乙发动机易于引起空中停车，所以必需采取防止空中停车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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