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工作中，合同签订后我们与英方进行了5轮技术协调，签署了接口控制文件，讨论和制订了设备试飞的大纲，向英方提供了各项武器的弹道参数，核算了系统精度；通过预研机的试飞，向英方提供了空速管激波修正量、改进传感器修正曲线，雷达高度表天线造型、电台天线配置方案；审签了马可尼起草的飞机安全试验程序等4类程序；派人参加了英方的各项试验及4套预生产型设备及地面系统试验台的验收，按英方技术要求在我厂建立了一个系统试验的工程试验室。所有这些，对我们厂来讲都是全新的业务，如果引进工作按原定计划进行，其中很多工作可以依靠各设备的引进厂和专业研究所，但现在不行了，逼着我们自己一边学一边干，在探索中一步一步前进。

　　1982年10月，两架全新的歼7ⅡA型飞机，经过工厂调整试飞后，转场去西安飞行试验研究所进行全面鉴定试飞。国内第一架装平视显示器的飞机首飞的飞行员是我们试飞大队副大队长余明文同志。在我厂及西安飞行试验研究所共试飞212个起落，包括在大连的雷达精度试飞。事先有4名试飞员曾赴英接受培训。

　　试飞中，各项引进设备不断发现故障。这些从客观上讲，也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平显显示重影、抖动、中断；雷达高度表低高度及高高度乱告警；照相枪卡片漏光；静止变流器三相不平衡；大气计算机输出达不到警告范围；电台发射时啸叫等等，特别是测距雷达截获进气道和截获地杂波两大难题，解决它们真是费了不少周折。解决这些引进设备故障主要要英方处理，但是有时扯皮扯得很厉害。他们往往要找飞机或飞行中的毛病，说你飞机有干扰呀，安装得不好呀！或者干脆说这不是问题，想蒙混过关。反正我们要卡住试飞中发现的质量问题，也得有技术上的说服力，客观上逼着我们的技术人员往技术深度钻。

　　1983年7月，我们飞机在大连试飞，我率人去大连与英方谈判，10月又去北戴河与英方谈判，1984年1月去英国催促验收，往往都是在几天的唇枪舌剑之后，才最后碰杯谈友谊了事的。在大连那次，英方善于扯皮的技术经理硬说雷达是好的，只是飞机在航路上遇到了山头或大树，所以截获了不应有的地杂波，而且逼着我们马上把数据从西安送来，可是我们分析飞行线路上没有那么高的山，决不是这个原因。后来他又说除非是脉冲多卜勒雷达，否则总会有地杂波，好象技术规范不对。我们分析后要他改进内部线路，他又说了可以改，但一要有足够时间，二要影响距离分辨率和试飞结果扯皮扯得没完没了。我们必须在卡住质量和保证进度之间作出最好的选择，因为飞机出口进度等着要合格的装机设备。改进，再试飞，再讨论，几次一反复，而且设备改进只能在英国，进度拖了。

　　向英方交待他们拖了进度，他们拿出日记说，你们试飞拖了进度，哪到哪天本来可以飞，你没有飞，使我们哭笑不得。英国佬的工作比我们细，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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