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我们除提出最后通牒式照会外，还有一些军事上的安排。印度怕受两面夹攻，迅速按期拆除了它在中锡边界上的一切工事，退还了其掳劫的藏族同胞和牲畜等。这是我办理与印度边界交涉事宜以来最称心的一次。

　　在这个照会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印度政府在美帝国主义及其同伙的支持下，一贯对它的周围邻国推行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现在向巴基斯坦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中国政府一贯认为，克什米尔问题应该像印巴两国向克什米尔人民保证的那样，在尊重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利的基础上加以解决。这就是中国不介入印巴争端的含义。但是，不介入绝不等于不问是非，决不等于中国可以同意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利遭到剥夺，也决不等于中国可以同意印度借口克什米尔问题侵略巴基斯坦。中国的立场过去是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只要印度有一天还在压迫克什米尔人民，中国就一天不会停止支持克什米尔人民要求自决的斗争，只要印度有一天还在对巴基斯坦进行肆无忌惮的侵略，中国就一天不会停止支持巴基斯坦反侵略的正义斗争……。

　　这段话是周恩来总理指示我们写的，并经他亲自修改加了进去。在中国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给印度的照会中加入这一段话，似乎有些离题。这个照会在16日的《人民日报》上以头版头条新闻登出，它给世界各国的信息是很明确的。

　　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我们只向巴提供了一些飞机和常规武器。

　　1971年又发生了印度出兵侵略东巴基斯坦问题。这时，我在“文革”中受造反派批斗审查后，刚刚被“解放”出来。我当时是驻尼泊尔大使，但我不愿出国再当大使。因为在大使馆执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大使（馆长）负责制，而那时的驻外大使馆党委成员里，有一批国内造反派派去的头头（多半是服务员、司机、翻译），他们动辄干涉大使的对外活动（内部事务更不用说了），而且还向国内他们的头头写报告，使得那时的驻外大使不能正常工作。所以我坚决辞去了驻尼泊尔大使的职务，表示再也不出国当大使，这样就留下来在部内参加亚洲司（原来的第一、第二两个亚洲司合并为一个）的领导小组，主管南亚各国事务。这次处理印巴战争的事自然又归我负责了。

　　1971年的第三次印巴战争情况较为复杂。东巴基斯坦（原称孟加拉邦）的居民多半是印度教徒。1947年英国人让印、巴独立时，把孟加拉邦一分为二，东孟加拉归巴基斯坦，西孟加拉属印度。巴基斯坦是伊斯兰国家，因为政治上、军事上的不平等，引起东巴基斯坦人的不满。1970年东巴基斯坦的穆吉布·拉赫曼坚持东巴基斯坦自治独立。于是，印度从西孟加拉邦出兵，在苏联的支持下进攻东巴。巴基斯坦在印度强大兵力面前，无力保卫东巴，于是求救于中国。

　　巴军总参谋长、海空军司令及巴总统叶海亚的特使连续来到北京，都由我陪同见周恩来总理。这时，全国正处于“文革”的混乱中。西藏同内地一样政治局势不稳定，西藏军区司令员被揪斗。但是由于印度的入侵，我们就不能不管了。鉴于当时我国的情况，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只有在政治、外交上给以支持，谴责并声讨印度对巴的侵略行动。我们在向巴基斯坦提供了一些飞机、常规武器，但像上次那样准备出兵的设想就谈不上了。印军侵占达卡后，即帮助拉赫曼成立孟加拉共和国，当时我们认为孟加拉是印度的傀儡，一直不予承认，直到1975年我国才正式承认孟加拉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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