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开始时，临时中央对李德在生活上多方照顾，配给了两匹骡子，一匹用于骑乘，一匹驮运行李文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归国并担任红军学校团政委的伍修权，还为他担任翻译。行军开始后大家又感到，李德制定的行军计划完全不符合中国道路的实际，按地图所划定的路线看似不远，行走起来却大都是羊肠小道，加上携带的坛坛罐罐过多，人马在小路上拥挤，常常一夜只爬一个山头，部队十分疲劳，掉队甚多。

　　中央红军突围西进之初，国民党各省军阀矛盾重重，难以协调堵截行动。红军若迅速前进并在敌军间隙机动穿插，就能取得主动。但李德制定的行动路线却十分呆板，且行军迟缓，蒋介石从地图上一眼就能看出红军下一步去向，因而能预先设置封锁线并组织围攻，突围的中央红军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处境。靠着指战员们的英勇，部队冲破了三道封锁线，却也损失不小，11月下旬又进入到国民党中央军、桂军、湘军依托湘江组成的第四道封锁线前。
　　
　　渡江用时一周，白崇禧终于收了“口袋”

　　中央红军刚到达湘江边后，白崇禧指挥的桂军在封锁线北面还有一个缺口，如快速前进可以通过。临时中央负责人和李德却舍不得那些坛坛罐罐，让所有战斗部队成甬道式掩护，部队拉长到百里，渡江时间竟达一周。桂军采取侧击，湘军和蒋系中央军追上猛攻，红军经血战冲过湘江后只剩3万多人，携带的笨重物件也大多被迫抛弃。随红五军团担任后卫的刘伯承最后渡江时，看到路边倒下的大批烈士，四处散落的机器、装备，满江飘流的文件和苏维埃币，不禁长长叹息：“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一些领导人和许多指战员便对李德的错误指挥产生了怀疑和不满，经过湘江战役这场红军战史上人数损失最大的一仗之后，不满情绪达到顶点。面对中共领导人的指责，李德灰心丧气地说自己只是个顾问，对失败不能负责，临时中央也不再让他制定行动计划。

　　聂荣臻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迷信苏联模式、照搬洋教条的做法，在无情的实践检验面前已经完全破产。

　　湘江战后中央红军进入越城岭山区，指挥责任由周恩来担当起来。他听从毛泽东的意见，改变预定计划，剩下的3万多红军转向军阀分裂割据且统治薄弱的贵州，才避免了全军覆没。

　　1935年1月，中共中央举行了遵义会议，李德参加了会议，却只是坐在角落里低头受批判，会后被安排到红一军团随军行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李德表态支持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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