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回国受命谈判，国共关系明显缓和

让蒋介石印证了自己判断的，是太平洋战争爆21天后在苏联治病的原第八路军115师师长，他过去的学生林彪突然回国，并且一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就专门经过新疆督办盛世才向蒋介石报到。蒋马上就意识到这里面一定有苏联人的意图在里面，因为苏联很可能是急于要缓和国共紧张关系，推动中国抗战，以确保日本不会乘机配合德军从东线发起进攻。

蒋自然认为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因而他对林彪回国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当即通令西安、兰州党政军在严密监视下一律不得留难，并应极力加以影响。

1942年1月5日，林彪飞抵兰州，即受到国民党当地军政负责人朱绍良等热情款待。16日，林彪抵达西安，更是备受重视。不仅国民党党政军各方分别宴请和谈话，而且蒋介石的嫡系将领胡宗南还专程由前方赶回西安，与林彪晤谈。果然，林彪一回国就大谈国共合作，乃至共同建国的必要性。在1月31日的谈话中，林彪断言：“只要求得抗战胜利，不再内战，而采取各国新机器与技师，建立非帝非社之三民主义国家，则不出数十年，不但能由半殖民地而一跃为独立国，且可成为世界上头等强国。”他说，两党间之分歧，主要为两点，即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和如何在公平的基础上实行军令、政令之统一，共产党并非怀疑三民主义，并愿意在公平的基础上实行统一军令、政令。

对此，胡宗南频频示以同情，称之为“新言论”，甚至当场表示愿意重新调整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可以考虑为八路军补充作战武器，让其干部到战区医院治疗，进而还专门派军医处长到第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为共产党的干部看病，并亲自押车为林彪送来大批军事书籍，以示其诚意。

莫斯科这时的态度显然多少影响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政策。季米特洛夫1941年12月中致电毛泽东称：“我们认为，毛泽东必须直接和蒋介石联系，以消除国共之间存在的误会，加强中国人民的团结，使中国的武装力量能够统一起来，组织起反对日本军队的具有决定性的进攻行动。共产党应当表现出最大程度上的理智和果敢。”

林彪回国后，国共关系明显地进入较为缓和的时期，双方固然仍未恢复此前各种联系，但不仅军事磨擦明显减少，就是中共过去政治上的进攻，也完全停止下来了。即使是发现6月间国民党曾召集军事会议讨论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布防和行动问题，一直强烈主张进攻的毛泽东，也主张力谋缓和。周恩来6月17日曾密报蒋召开讨论对共军事行动的军事会议，胡宗南部正在做军事准备，蒋西北剿共决心已定的消息。毛当天即复电要周“即找刘为章作和缓运动”。据此，7月初，中共中央开始公开发表纪念抗战五周年的“七七”宣言，宣布说：“我们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的争论问题，来与国民党及各抗日党派商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

中共大后方秘密机关几遭毁灭，被迫放弃敌后武装斗争

毛泽东决定采取缓和政策，除了莫斯科方面的原因外，也还因为这个时候中共的秘密工作出现了严重的破绽。自1941年底开始，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成功破译延安与中共驻重庆代表团之间往来的密电。戴笠几乎逐日向蒋介石提供延安与重庆之间来往电报的内容。很显然，这一情况直到1942年1月下旬才被苏联情报人员发现，并通知了莫斯科和中共中央，但已经泄露了大量机密，并使中共在国民党区域内的一些重要组织机构被连续破获。苏联在重庆方面的情报人员报称：“中国中央政府情报机关头子戴笠掌握了中共和八路军在重庆的代表的电台工作用的暗号、密码和发报时间。”“所有中共电台的位置均已被戴笠的机关查到了，电报被截获和破译。1942年有超过60份电报被破译，导致好几位重要的共产党人被捕。”这种情况显然让中共中央和其重庆代表团深感紧张和被动。

另一件让中共中央倍感不安的事情，则是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的自首叛变。袁乘蒋鼎文1942年1月12日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之际，于2月3日偕其妻前往自首，当即供出前司令长官卫立煌与中共八路军领导人秘密往来的情况。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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