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严重的打击是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破获。还在1941年7月，国民党已破获中共江西省委，被捕人员自首后经过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训练，继续以原来身份与其上级机关南方工委保持工作关系。1942年2月23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上报行动方案称：除准备利用已自首之中共江西省委人员破获中共南方局外，并准备利用省委中有湘、鄂、粤、闽诸省线索者，“打击其高级组织”；利用省委中有出身闽西者，解决闽西中共武装；以省委中过去部属已为新四军长官者，“瓦解伪新四军实力”；利用此次捕获的经验丰富，并熟悉各省情形的中共武装战斗员30余员，“经训练后，多数编为行动队，即将开去赣闽边境，对付曾镜冰部，如酌量予以配备，亦能潜去皖省，进攻伪新四军”。

随后，不知底细的中共南方工委派组织部长郭潜到曲江交通站，与江西省委和粤北省委接洽工作，于5月26日被捕，郭在要求生活与生命安全和秘密自首等要求被答允后，即于当晚叛变。郭并带领特务人员于29日抓捕了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和省委组织部长饶富君及交通、译电员等15人。紧接着，江西广东两省的特务人员在郭潜的引导下，赶赴广东乐昌，于30日密捕了这时化名周织的中共南方局负责人之一廖承志。几天后，南方工委宣传部长涂振农、副书记张文彬等25人，与县委一级40余人亦告被捕。7月9日，郭潜还带领国民党特务人员前往桂林，逮捕了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曼等30余人。

这一连串打击，使中共在大后方主要的省一级秘密机关几遭毁灭。中共中央被迫正式决定放弃在大后方发展武装斗争的方针，解散省一级党的机构，并且取消南方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明确电示：“鉴于浙江、江西、广东三个省委破坏的教训，秘密党内必须取消省委特委的组织，只保留县委，如某些县委也不能保留者，则只保留支部。”

迫于形势,国共高层积极会晤

当然，无论是莫斯科的态度，还是中共秘密工作连遭破坏，都并不是中共中央这时决心采取缓和国共两党关系的主要原因。促使中共中央相信有必要采取此种步骤的，根本上还是国际大势。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向被视为国际反共势力的美、英与苏联结成了反法西斯联盟，预示着战后国际政治格局也必定会是一种妥协的局面。因此，毛泽东相信，只要苏、美、英三大国结为一气，国共关系就不可能继续紧张下去。特别是美国参战，战争很可能会很快结束，现在就必须要考虑到战后不得不继续与国民党合作的情况。

这也就是说，必须估计到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都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不难看出，苏联和英美之间关系的改变，最直接地推动了中共中央策略的转变。中共方面此时已不能不开始考虑战后实行国民党此前提出的《中央提示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问题了。这样一来，一度成为国共间严重障碍的国民党的划界方案，又渐渐成为可供讨论的基础。

1942年7月5日晚，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董必武遵照中共中央电示，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谈话约两小时，表示希望政治解决国共纠纷之意，并强调仍将坚持1937年9月22日宣言拥护蒋委员长，服从三民主义的承诺。

11日，国民党高层讨论后，再派张治中与周恩来及董必武晤谈。周、董主要表示了以下几点意向：（一）抗战胜利中共有坚定信心；（二）在取得胜利前必遭空前困难；（三）克服困难办法主要是国共合作，障碍两党团结的军事政治问题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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