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得解决办法。这是因为,(1)中共军队在委员长领导下抗日,其历史不同,有其自身特点,想把它一下子变成另一种特殊势力,绝难做到,在真正民主共和制下,共产党并无永远保持特殊军队之意;(2)政权问题,共产党人虽有局部的和临时的政权,但为抗日需要,共产党人至今尚无与中央政权对立的全国性政权系统,这与内战时期另有中央政权是不同的;(四)请联络参谋速归延安;(五)请中央指派人员和共产党代表经常接洽;(六)请中央了解中共中央“七七”宣言所表明的政治态度。
同时,周恩来、董必武都先后提出请国民党释放叶挺及廖承志的问题,并要求见蒋。对于请国民党派回联络参谋一事,王世杰、张治中都满口答应,至于中共中央要求见蒋一事也同意转达,只是他们一再强调军政统一问题,称此为解决两党关系之症结。故而王世杰与张治中一面要周恩来、董必武考虑具体办法,一面则明确提出进一步商谈是否仍应以何、白皓电即“中央提示案”为基础的问题,要求周恩来等郑重考虑。而在商得结果之前,他们一致认为不好转达释放叶挺等事。
7月21日,蒋介石亲自接见周恩来。蒋对派回联络参谋事及指定代表与共产党谈判事也都一口答应,并当即指定张治中、刘为章与共产党人谈判,指定卜士奇任日常联络,原来的联络参谋继续去延安工作。蒋介石的态度表明,他也在期待着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使共产党的态度能够有一个较大的转变,从而能够通过政治的方法,而不必通过军事的方法,使共产党真正回到国民党的体制当中来。
特别是新疆盛世才这时突然开始改变过去依赖苏联的态度,转而归顺重庆中央政府,且西北回民骚动亦得以顺利解决,蒋介石自然更加渴望将共产党问题也一并加以解决。为此,蒋介石于8月14日再度约见周恩来,告诉他说:“目前战争正殷,敌人不会自撤,中国须自身弄好,则敌人不足惧,国内问题应好好解决。”为此,他明确提出,准备一周后去西安约毛泽东一晤,要周电告延安方面答复意见。
国际形势突变,毛泽东执意会见蒋介石
蒋介石主动约毛泽东商谈国共关系,显示他对解决两党关系问题这时相当重视。而毛泽东这时看上去也有同样的热情。
毛泽东提出,由于“目前英美不愿中国内战,美国表示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丘吉尔七七致蒋贺电中有抗战五年由于坚持统一战线的话”,国民党态度正在好转。“国民党内部过去有一部分人倾向武力解决,但始终未下决心,现因国内外情势变化及我们坚持合作政策,他们已有改取政治解决的表示。”据此,我们现在也可以向国民党表示:“在战后或反攻阶段具备了北上条件时,我黄河以南部队可以开赴黄河以北”。因此,毛泽东对蒋介石的约谈十分重视,当即复电周恩来:“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当周恩来去电兰州,向正在兰州视察的蒋介石报告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再度又电周,称:“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我感冒已十日,过几天要动也可以,惟既已电兰请示,已不好变更,或俟蒋复电后再说。”可见,毛泽东是很想利用这一机会去见蒋介石的。
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先派林彪去西安见蒋,看情况再定毛泽东是否见蒋。周恩来这时尤其不摸蒋的底细,一再劝毛不必表示见蒋愿望。然而毛泽东却鉴于英美苏日益接近,世界大势已为之一变,影响到中国政治前途,国共两党势必要做长期合作的打算,因而确信自己有见蒋的必要。
周恩来不得不于9月5日再电毛泽东,强调“见蒋时机尚未成熟”,并详述其理由称:(一)蒋介石这时虽趋于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决非民主合作;(二)蒋介石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三)蒋介石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不可不防;(四)国民党对于国际局势的看法与中国共产党相反,他们多认为英美苏此时正需要中国拖住日本,这正好便利于他们解决西北及国内问题;(五)对于中共中央主张缓和两党关系的“七七”宣言,蒋介石实际上以为是由于苏联让步,而中共不得不屈服;(六)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出来见蒋,蒋正可利用此一机会打击地方势力和民主势力,而陷我于孤立。他特别以自己屡次要求回延,蒋置之不理一事提醒毛说:一旦蒋介石“藉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此着不能不防)”,“于我损失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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