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毛泽东仍旧坚持认为：“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当然，依照政治局的决定，毛泽东同意暂不见蒋，但他坚持：（一）林彪见蒋时，关于我见蒋问题应说我极愿见他，目下身体不大好，俟身体稍好即可出来会见，惟可不确定时间；（二）何应钦、朱家骅及ＣＣ系都将在国共谈判时起破坏作用，地方势力及某些小党派亦不愿国共好转，故应告蒋对上两部分人须极力警戒，不听他们挑拨的话。他相信：国内关系总是随着国际关系为转移，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好转，直到今天，国共间都没有大的冲突，特别是英美苏订立具体的同盟条约和滇缅路断后，蒋已下亲苏、和共决心，我们估计这个好转的总方向是定了，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解决具体问题。故在此接近国共解决悬案相当恢复和好时机，对于国民党压迫各事，应极力忍耐，不提抗议，避免一切枝节问题，以求悬案之解决与和好之恢复。

林彪先行赴西安见蒋，转告毛泽东意见

9月初，共产党方面得到国民党正式通知，林彪可于日内赴西安见蒋。由于山洪冲坏公路，林彪于14日才得以在国民党联络参谋周励武陪同下乘车出发，17日才到达西安。而蒋已不及等待，于日前离开西安返回重庆了，但留话要林彪转往重庆面谈。据此，毛泽东指示林彪在西安与国民党各方接谈后即应转赴重庆。林彪此后因蒋介石过于忙碌没有时间见林，而不得不在西安停留近一个月，先后与李宗仁、胡宗南、范汉杰、谷正鼎等洽谈，并与蒋介石指定的与共产党接谈的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见了面。

张治中特别对1940年划界谈判中国民党方面的意图进行了解释，他声称：何、白皓电他是起草人之一，当时国民党方面并无驱逐共产党军队于华北绝境之意，且当时华北敌情也并不严重。至于边区磨擦，张治中断言蒋介石向来没有以武力压迫陕北之意，或许有个别人有此主张也难说，但不是蒋。张表示欢迎中共中央“七七”宣言中表现的合作诚意，强调国共关系应当在根本问题上求得接近，否则枝节问题仍是谈不通的。对于林谈到的战后共产党军队愿意北移一事，张当场表示：战后中共军队另划地区是适合时代潮流的，但也绝不可形成国中有国的现象。

10月7日，林彪到达重庆，进而于13日在周恩来陪同下面见蒋介石。双方寒暄后，林彪首先告诉蒋介石，说毛泽东本拟亲自来见蒋，只因当时有病未能前来，待身体康复后仍愿来与蒋一晤。蒋介石问林彪：“汝此次来渝，毛润之先生有何意见转告与否？”林彪称：“我未动身以前，延安方面接得校长电报，毛先生即提出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并约我数度谈话，其所指示者，大抵系根本问题——如中共对于抗战建国之观察，与国内统一团结问题，以及对于委座之期望等”。接着，林彪围绕如何抗战建国与团结统一，以及两党争论问题谈约一小时。林彪特别转告毛泽东的意见，希望国共两党今后“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称“此三句口号已成为中共普遍成熟之思想，见之于中共七七宣言，且已成为政治上全党所一致遵从之行动，谁也不能动摇。

因此，就中共言，不仅现在决不采取违反此种思想之畸形政策，即到将来亦必如此；不仅现在要拥护委座，即到将来亦必拥护”。林彪最后批评国民党“一部分人总是希望挑起内战”，强调“中国社会之特点，决不容国内再发生战争，否则，必为全国社会之所反对”。蒋介石对于林彪的谈话，初则频频点头，而至听到林彪批评国民党有人主张内战时，则一再看手表，明显地不愿再听了。谈话遂就此而止。

六大原则，周恩来力主毛泽东暂缓见蒋

林彪此行明显地起到了缓和两党关系的作用。到重庆后，他先后会见了几乎所有国民党在重庆的军政要员，如何应钦、白崇禧、孔祥熙、孙科、冯玉祥、陈诚、张治中、刘为章、康泽、冯玉祥、贺衷寒等，及众多黄埔生。据林彪的看法，多数人“对国共关系态度，较党棍公平得多”。

毛泽东对这种情况显然相当满意，因而仍对亲去与蒋谈判深感兴趣，要求林彪“到第二次见蒋请提出征询他关于会面的时间地点等”。但周恩来仍旧坚持表示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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