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危急时刻，解放军内部的沟通机制发挥了作用。东野政委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立即找到林彪，劝说他不要在大战在即时改变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三个人最后形成了一致，一场轩然大波终于补化解于无形之中。

国民党方面的沟通则以双方互不相让而结束。早在48年5月，蒋介石就决心撤退在东北国民党军主力，而卫立煌坚决不同意。九月份，辽沈大战打响之后，将派参谋总长顾祝同来学，监督执行他的命令。卫立煌与顾祝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后卫赌咒画押，双方不欢而散。蒋介石迫不得已以10月2日亲自飞到沈阳，压迫东北将领服务命令。他干脆将卫立煌架空，先是直接命令第七兵团司令廖耀湘组织西进兵团，把在沈阳的国民党主力拉走，以后又重新任命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司令长官，明摆着要取卫而代之。这场闹哄哄的战略之争最终搞得东北将领无所适从。

战争局势复杂多变，高级将领的每一项决定往往关系到几十万人的性命安全，指挥者心中的压力可想而知。由于所处的角度不同，判断问题的标准不一，得到不同的结论是很正常的。共产党方面面对战略分歧能平心静气地讨论，以理服人，持有不同意见的一方一旦接受集体的决定，就能放弃成见，专心致志地执行命令；而国民党方面完全是仗势压人，如果不能以强势压服对方就采取釜底抽薪的手段，大耍权术。双方在战略层面上沟通的差异如此之大，执行统帅部战略意图的效果可想而知。

5.2 激励问题

战场上的激励工作的目的是要求士兵奋不顾身勇往直前，以自身安危为代价，完成使命与责任。这是难度最高的激励工作。

国民党方面的激励工作形式很单一，无非是金元券的刺激和督战队的威吓。国民党部队久攻塔山不下时，战场督察组组长罗奇曾向部下许下高额奖金，许诺攻击成功后兑现。不过在当时攻击部队伤亡狼籍的情况下，士兵保命还来不及，没人理会这种空头支票了。与国民党军队中死气沉沉的局面相反，解放军中的士兵的激励工作做得热火朝天，极大地激发了战士的战斗意志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最明显的激励来自党员干部本身的行为。领导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这些以后人们听得耳熟的词语，在塔山之战中切切实实地表现出来。四纵12师师长江燮元在阵地上当面全师的面指定了自已的指挥位置，表示了绝不后退一步的决心。据统计，12师中通令记功的员中共产党员占百分之七十，整个伤亡总数中，共产党员也占百分之七十。

与国民党方面相比，解放军各重视精神上的奖励。当时东北野战军有一套很详细的记功制度，部队政治部和政治委员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为战士授奖。战士们都很清楚什么样的行为会受到什么奖励。有的国民党俘虏刚加入解放军就立功受奖，对他们的激励特别大。这些奖励规定和其它形式的思想政治工作实际上起到了统一团队中行为规范的作用，其核心是对人本身的尊重，表现为发现并激发团队组织成员的共有价值，大力加以提倡，从而形成团队合力。

5.3 组织结构

用现代管理学的知识很难理解国民党军内部的组织结构。它即不是矩阵式，又不是金字塔式，粗看起来，竟有点象最近时髦的扁平结构，只不过这个结构过于扁平化，又过于富有弹性。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下面一级本应是总参谋部，各兵种总司令部，各战区司令，但很多时候，他更热中直接指挥到兵团、军、甚至师一级的军制部队。在这种管理结构中，最高统帅的地位得以空前巩固，而国民学军作为个整体的效率则做了牺牲品。

这种组织结构是国民党军内部派系林立的局面造成的，然后又进一步加剧了各派系之间的互相倾轧。部队主官把部队看成自己的私有物，以巩固自己的绝对权威为唯一的目的，因此默许，甚至鼓励部下明争暗斗，互相争宠。在这样一个团体之中，只有个人和小团体的私利，没有整体的观念。对上级的命令，有利则执行，无利则阴奉阳违。其结果就是军令无法贯彻，战略决策受宗派、集团利益等诸多主观因素的干扰，军队系统在整体上形同盘散沙。在解放军方面，东北野战军领导事先就向四纵反复说明了塔山的意义，对全局的重要性，林彪下了严令，“塔山阻击战完全是个正规战，必须死打硬拼，不应以本身伤亡与缴获计算胜利，而应以完成整个战役任务来看待胜利。”四纵方面果真做好了牺牲全纵队来保证整个辽沈战役成功的准备。反观国民党军方面处处以自己小集团的利益为重，孰不知这样做下去的唯一后果不是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完全毁灭。

结束语

10月16日，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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