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日方后来承认，对二十九军敢于反抗的思想准备不足。

日本方面的资料是这样评价的，根据田中新一《支那事变记录》，七月八日早晨五点五十四分，芦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十点二十分得到详细报告，下午，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即与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决定派遣三个师团前往增援，次日，陆相杉山元即批准了这个计划。河边虎四郎的《北支事件回忆》同样记录了类似的情况，可见日军对扩大对华战争的积极态度。日军认为，第二十九军抗战热情的高涨，无疑是受到了早些时候傅作义部队在百灵庙方面的胜利影响，认为日军并非不可战胜。如果这种概念被中国军队树立起来，日军将没有征服中国的可能。

所以，日军无论如何也要“教训宋哲元”，同时实现占领平津的目的。而这时中国方面也不再肯作退让，于是，全面抗战就此爆发。

意识到和中国军队的战斗不可避免，日军的注意力，依然集中到了北京的南方。

日军绘制的当时华北地区中国军队布防图，其中实线部分是二十九军所部，虚线是其他北方军阀部队。按照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记录，当时的二十九军，共有兵员七万八千三百多人，主力是37，38，132，143四个师，每个师兵员一万五千人，另有两个三千余人的独立旅，一个三千人的骑兵第九师，以及石友三部下的保安队两千余人。但因为装备的原因，总的战斗力不及日军一个师团。事实上，战斗打响以后，其他北方军阀部队始终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二十九军成了孤军奋战。

实际上，当时二十九军主力四个师的部署宛若一只巨大的三叉戟，西侧，是张家口的刘汝明第143师，东侧，是天津的张自忠第38师，中央，包括北平和北平以南直到保定，是冯治安的第37师，这是三叉戟的三个刃，前面还有一个独立第39旅作为屏障。三叉戟的柄，则是河间，大名一带担任预备队的赵登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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